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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北洋部队进行兵士运动外,中共还通过政工制度、政治教育及其它隐蔽方式协助或“运动”国民党军队。1924年6月黄埔军校创立,第一期招生近600人中,中共党团员有60人左右;(38)11月,周恩来就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此后,第一期毕业的共产党员曹渊、蒋先云、许继慎、张际春等分别担任军校教导团下属各连的党代表。(39)军校的政治教育基本被中共掌控。与此同时,军队中的党代表职位,也大都被共产党员占据。1925年9月,黄埔党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一军,周恩来为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第一军3个师的党代表中,2人是共产党员,9个团的党代表中,7人是共产党员。其它如第二军、第四军中的党代表职位也多被中共占据。(40)苏俄顾问曾直言:“中国共产党实际上领导了当时军队里的全部政治工作”,“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政治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41) 从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看,中共的政治工作颇著成效。在东征、北伐等一系列战役中,政治工作人员在宣传民众、鼓励士兵、阐发革命经义上都有出色表现。国民革命军焕然一新的气象与中共优异的政治工作不无关系。但中共在军队中的工作除帮助国民党军提高作战能力外,还有一重要任务就是在军队中建立秘密支部,教化士兵,拉拢将领,使之“左倾”。1925年8月,苏俄专门指示中共的军事工作,称军事工作分为对内与对外,对外是打入北洋军队,瓦解敌对力量;对内是渗透到国民党军队,暗中占据关键位置。苏俄明确要求:“军事部的领导人一定成为相应的国民党军事部的首脑”,要“小心谨慎地但又坚定不移地争取使实际领导权一定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使党的委员会成为整个军事工作的实际领导者”。同时还要在国民党基层军事单位建立党支部,秘密进行工作,加强在军队中的影响。(42)其后,莫斯科的指示又多次言及这一计划。1926年2月11日,加拉罕提出掌控冯玉祥军队的办法,先打入革命干部,通过干部在军队中的活动,将冯玉祥的国民军改造成“一支确实能成为真正革命军的军队”(43)。2月17日,共产国际对中共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即一方面要维护国民政府的军队,但“同时又应该在军队本身底内部关系(它的编制、挑选、和改造干部、严正的组织政治工作),以及在其与经常或临时驻扎区域的民众之相互关系上,进行革命化底最坚毅的和坚决的工作”(44)。显而易见,莫斯科的指示并非要中共削弱和瓦解国民党的军队,而是要渗透并改造其军队,保证其军队的“革命性”。1926年12月,布哈林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对此有过明确表述,称“我们不能瓦解军队和政府。我们的政策是不断地设法夺取军队、政府及各省和中央国家机关中的阵地”(45)。 国共分裂前夕,共产国际不断指示中共,要求加强“兵士运动”,试图从“明”、“暗”两个方面操控国民党军队。1927年1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应该十分重视在广州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要派遣优秀分子去做这项工作”;与此同时,“党还应该争取在组织广州政府同反革命作斗争的工作中由党员来掌握指挥岗位”。(46)稍后,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中,也指出党在军队中的基本任务之一便是秘密掌握指挥职务,并且提及“目前我们在各部队中有近500名同志担任下级指挥员和几十名同志担任中级指挥员”(47)。1927年3月,俄共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决定,“必须坚决加强提拔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担任军队、军校、重要军事技术等部门干部职务的工作”;“必须加强军队中国民党支部和共产党支部的工作,凡是没有支部、能够建立支部的地方都应建立支部;凡是不能建立共产党支部的地方必须通过秘密共产党员开展强有力的工作”。(48)可以看出,秘密渗透入国民党军队,并试图掌控武力,是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一个持续性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