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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反复强调暴动不要依赖军事。1927年11月中央通告指出,暴动若是专靠武装力量,而不发动群众,便是军事机会主义之第一种。(96)12月,中央给朱德去信,强调军事是暴动的副力,称“工农暴动的主力必须是工农群众自动起来的武装,没有工农群众广大的参加,专靠一部分的变兵,或已拿着几杆枪的武装队伍,工农暴动不会发动起来的”。(97)在一般的认知里,暴动应当与军队、枪杆子相联。但那时中共关于暴动的构想,却是百姓为先,军事其次,强调工农群众的主体性,认为军事只是一个辅助力量。在中央看来,“如果一说起暴动,便只想着军事行动”,那是国民党式的旧观念,是机会主义的余毒。(98)如李立三就认为“暴动是群众创造的艺术,没有群众便无所谓暴动”。他对那种“注全力于军事组织”的做法相当不满。(99)1928年3月,广东省委对海陆丰地区的指示,最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共对“兵”、“民”在暴动中的认知。海陆丰革命根据地成立后,因敌人围剿,故对红军依赖很大。但广东省委认为应当引导农民自己动手,不能等待红军来解放,明言:“战斗时绝对不许以红军为主力,亦不许有一点养成群众依赖红军的错误宣传”,为发动群众参与暴动,竟而痛批“红军为民众的救星”这种标语。(100)同年6月,湘南工作决议案也明确指出,“对朱毛部队不应有过高的希望”,要打破群众等待红军的观念,“尽可能的开始农村暴动”。(101) 中央在较长时间内并没有把正规军建设提上议程。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初也未入中央法眼。据郑超麟回忆,最初中央对偏远的红军不感兴趣,认为没有前途。(102)直至1929年7月,中央给鄂东北特委的信,仍认为城市是中心,“在城市工人中建立一个支部,比在农村中发展几支枪,发展几十个同志都要宝贵”(103)。直到1930年以后,中共在上海等大城市的基础完全丧失,而苏区不断壮大,最后连中央也无法在上海立足,被迫迁入苏区后,中央的工作重心才由群众运动转向军事武力。(104) 需要指出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注重“枪杆子”的,并非毛泽东等少数人。虽然中央屡次要求基层党组织搞独立暴动,不要依赖军事,但中央的反复强调,恰恰反证了基层党组织和群众对“枪杆子”的看重。地方党员直面敌人的真枪实弹,其认知自然不会像中央那样不切实际。他们对军事有着强烈的期待。当然,一般地方领导者并没有把“枪杆子”问题提到夺取政权的高度认知。他们对“枪杆子”的注重更多是出于切身的对敌经验,甚或是“保命主义”。1935年,方志敏在狱中撰写回忆录,谈及“左”倾盲动时期,“立三路线开始传到赣东北时,我们曾经开会坚决反对过,认为是错误”,但后来中央决议来了,“大家才不敢说话”。方志敏反省到,“我们反对那种错误”,但“都不能从理论上圆满地说明其错误的性质、由来与危险,不过多半是觉得实际上行不通罢了”。(105) 六、结论 中共早期因师法苏俄和接受苏俄“先党后军”的指示,未能积极注意军事,待北伐推进,国民党武装坐大,中共方感受到危机,开始关注“枪杆子”问题。然而,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且因人力、财力不济,中共始终难以直接组建自己的党军。这一时期,中共的革命重心放在党的组织宣传和动员民众上。两党分裂时,掌控武力的国民党快速占据优势。从短期看,中共因忽视军事而遭致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后来的起死回生也是多数人不曾预料的。正如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伊罗生所言:大革命时期,中共因受国民党的保护,获得了真正发展群众运动的机会。但“共产党人却变成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具。作为工具,他们此后不过是为蒋介石做嫁衣裳”。中共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太沉重。(106)但从革命长程观察,中共注重组织、宣传和群众运动实际具有全局性的意义。后来被誉为中共革命“三大法宝”之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三者中,至少有两大法宝是在陈独秀时期奠定的。或许正是因为早期没有直接掌控枪杆子,集全力于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从而为后来的革命打下了牢靠的基础。若以1927年为视点,苏俄的“先党后军”路径显然是中共早期革命顿挫的要因;若以1949年为视点,则苏俄的“先党后军”路径又似乎是中共革命最终成功的不二之途。 (本文承蒙王奇生老师、谢维老师指点,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