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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共合作的局面下,中共既没有金钱组建自己的党军,又不能与国民党公然对抗,采取曲折迂回的“兵运”方式,也是不得已的选择,不能因其成效不彰而忽视其历史存在。 除“兵士运动”外,中共另一个应对策略是试图借助工农运动来挟制国民党军队,使其保持“左倾”。早在1923年5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支持孙中山的军事行动时,便要求在军事占领区开展农民运动及其它革命活动,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孙中山的革命军队取得胜利,才能保证得到农民的支持,并扩大反帝革命的基础”。(58)共产国际的指示已隐藏着借工农运动影响军事的意图。待北伐推进,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不断膨胀,中共更是持续强调民众运动要跟得上军事发展。1926年11月,陈独秀在《向导》上撰文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民众运动发展之速度,远不及军事的发展;这种状况若继续下去,很容易使军事势力右倾,甚至于离开民众,形成新的军事独裁政治”。因此之故,陈独秀疾呼武力必须受民众和党的制裁。(59)1926年底,中共中央再次指出,“军事发展太快而民众运动的发展不能相应”,担心军强民弱,“不足以保证军事力量不致右倾”。稍后,中央制定工作任务时,第一条便规定:“努力发展国民政府势力所到地方的民众运动,使之能与军事势力的发展相应,能影响军事势力左倾”。(60)与此同时,负责上海工作的罗亦农对“一切革命运动都以军事为中心”的状况表示担忧,并指出若革命中“只看见军事领袖而不易看到民众的领袖”,那么就很容易发生军事领袖“操纵一切党务、政务的现象”。罗亦农提出的解决之道,与中央的方针基本一致,也是强调“使民众力量之发展,赶得上军事力量之发展”,以此迫使军事领袖“不敢抱武力独尊之谬念而轻视民众运动”。(61)此种试图以民众运动抑制武力的观念,也为张太雷所认同。1926年10月,他也号召猛烈发展民众力量,让武力屈服于民众,使之成为民众的武力。(62) 在具体方法上,中共也有一套借群众制衡军事的举措。“四一二”政变前夕,罗亦农在上海的工作部署最能体现“以民驭军”的构想。1927年3月,在上海区委会议上,罗亦农指示各劳工团体准备慰劳北伐军。而慰劳的目的是试图感化士兵,使士兵不遵将命,不去做压迫工农的事。罗亦农相当乐观地估计,“北伐军一到,各慰劳队都分期前往慰劳,导以军乐,携带食品,整队跑到军营里面,做各种联络兵士、宣传兵士的工作,使各军队官长将来不能随便指挥兵士做反革命、压迫工农的战斗。”(63)4月6日,蒋介石全面清共在即,罗亦农虽然已预见到武装冲突,但其应对手段仍是“群众运动”,期望以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等手段来应对军事压迫,仍旧组织民众去军队宣传,与士兵谈话,冀望“兵士将来不受上级命令而打工人”。(64) 一方面,从底层兵士着手,向其灌输革命义理,造成士、将分离,将兵士导向革命;另一方面,挟民众以反制军队,借群众的声势迫使军队左倾。这是中共军事应对的两大举措。而实际的历史表明,军队并没有中共想象的那么容易分裂,民众运动并不能给军队多大压力,军队对民众的威力多无所顾忌。1926年9月,张太雷就发现,“本来明白民众重要的军人与党员就很少”,北伐军攻下武汉后,“一般党员与军人轻视民众之倾向不免因此更甚”。(65)这一段观察很好地提示出,北伐的胜利,不仅未能加强工农在武人心中的地位,反而使二者冲突加剧。10月间,张太雷更是注意到武力试图驾驭民众的现象,并预感到“此等武力的势力已有长足的发展,自己势力愈大则愈易轻视民众,因此民众运动愈有受抑制的可能”。(66)当上海、武汉先后宣布清共,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面压制工农,此前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很快便偃旗息鼓。中共原本设想“以民驭军”,而最终结果却是国民党“以军压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