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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时期,编练农军曾是中共发展军事的一个设想。在搞农民运动时,为对付民团,中共曾武装了一部分农民。1926年7月,维经斯基就声言:“在军事事件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很可能是,中国共产党人将率领这支规模较大的农民队伍,并且一般说来他们在支持国民革命军的同时,也还会拥有自己独立的军事地位”。(71)毛泽东也曾力主建立农民自卫队,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72)但这部分农民武装,一方面是名不正言不顺,得不到国民党的认可,不可能向正规军转变;另一方面,因无财力支持,装备很差,根本难以与正规军抗衡。(73) 中共最早直接掌握的部队,是周恩来在黄埔期间创建的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副队长周士第,军事教官赵自选。部队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74)1925年11月,铁甲车队扩编成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团设党支部,连有党小组,党支部隶属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周恩来亲自过问排以上的干部任免。(75)这应该是大革命期间,中共唯一掌握的正规军事力量,1927年成为南昌起义的主力军。相较于国民党军事力量借北伐之势迅速膨胀,中共的这一个团,经过北伐后仍旧是一个团。鲍罗廷后来称,原本计划将叶挺的团扩成一个师或一个军,但后来“情况并不妙”,“叶挺走的时候带来一个团,到达华中时还是一个团”。(76)鲍罗廷是1927年10月讲这番话的,那时他正在为中国革命的失败做自我辩护,所以这个“计划”是否属于“事后诸葛亮”尚可存疑,但中共没有能借机壮大“枪杆子”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蒋介石分共前后,共产国际已经意识到不论用何种方式实际上都难以控制国民党军队,鉴于此,建立中共自己的党军便显得急迫而重要。1927年3月3日,俄共政治局会议指示中共:“在可能的地方着手建立特别忠于革命的部队。”(77)5月13日,俄共政治局再次指示:“现在就应开始组建8个或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78)5月30日,俄共政治局重申,“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要利用军校学员做指挥人员,要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现在还不晚”。虽然宣称“还不晚”,但莫斯科也意识到“这是很困难的事情”。(79)6月5日,当武汉方面出现军人镇压工农时,罗易建议,“立即派200名有军事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去领导农民起义”;“保证武装农民。武器可以向民团购买,甚至可以收买一些军队”;“立即扩充在我们控制下的部队的人数”。(80) 对于苏俄的指示,陈独秀在6月8日回应称:“由工农组成新的军队当然很好,但存在一些困难。现在我们应当进行谈判,同军阀进行接触。我们不能同这些将领断绝往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81)陈独秀的这一番话,长久以来被当作其“不敢发动工农”、“放弃武装斗争”等“右倾”的证据。事实上,当时武汉国民党军队已虎视眈眈,中共既缺资金又无武器,要在强敌环绕下筹建部队,无异痴人说梦。6月26日,鲍罗廷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坦言:“现在武装工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82)其实,连斯大林也预感到中共在短时间内不可能组建起与国民党抗衡的部队,认为中共必将引颈受戮,他说:“我不认为,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就可以改善共产党的处境和‘使他们站稳脚跟’。相反,退出只会便于屠杀共产党人,造成新的分歧,可能还会造成某种分裂,但是,没有别的路可走,反正最终我们还得走上这条道路。这个时期需要经过,而且必须经过。”(83) 从中共建立起,苏俄就介入并指导中共革命,历经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前后约有6年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苏俄虽下达过与军事相关的指示,亦有过零碎的尝试,却不曾积极帮助中共建立自己的正规武装,等到国民党军队剑拔弩张时才仓促应对,已经太晚。检讨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军事活动,可以说在“坐而论道”上内容丰富;在“起而行事”上明显不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