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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革命武装的理论与实践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很快组建起自己的部队,且日渐呈现出鲜明的特色。过往研究者多从“八七会议”说起。事实上,中共建军的一些原则和别具一格的组织制度,多在国共分裂前已萌生。“八七会议”后,中共革命固然有转向“枪杆子运动”的趋势,但决非“另起灶炉”。厘清大革命时期中共关于部队建设的构想,有助于认清中共军事制度的源起流变,同时也可借此观察1927年前后中共革命的连续性。 五卅运动前后,苏俄开始提醒中共注意军事。1925年4月,苏俄“为了领导中国的整个军事工作”,在北京成立了由加拉罕、格克尔、沃罗宁组成的专门工作中心。(67)8月,苏俄向中共发出了关于“组建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正式指示。9月,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中共中央成立军事部,成员有张国焘、王若飞、任弼时。机构初成立时,主要负责人张国焘正忙于工农运动,所谓军事部仅是一个空架子。直到1926年初,才真正开始运转。(68)当时军事部处于秘密状态,共产国际曾特别指出,军事部的工作无论对内对外,“都应当坚持极严格的秘密活动原则”,甚至要求地方军事部人员,只应知道自己的直接领导人,“不应了解整个军事组织系统”。之所以如此谨慎,主要是为了避免国民党的疑忌。 在创建军事机构前后,苏俄曾给中共关于组建军队的指示和建议。以后见之明观之,那些意见极具前瞻性,可说其奠定了中共后来颇具特色的军事制度之雏形。 先是1925年7月21日,瓦西里耶夫给中共中央的信中专门谈及革命武装。瓦西里耶夫首先建议建立工人武装,“最好按企业组织工人部队,以便使每个企业都拥有独立完整的战斗单位”;认为“工人部队是革命军队最可靠的核心”;“革命军队的军政干部都将从工人队伍中选拔”。其次,瓦西里耶夫指示以村为单位组建农民部队,各村联合困难时,负责人应当定期举行会议,交流经验。他认为,虽然这些农民起初不适合正规军生活,“但在武器装备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一旦部队进行动员时,他们能够维持乡村的内部秩序”。此外,他还特别指出“部队的政治方向特别重要”,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农民协会等相应委员会。(69) 1925年8月21日,共产国际东方部再次就军事工作给中共发出指示,建议首先成立军事部,同时特别强调“委员会应当把军事部的任何摆脱其监督的倾向,哪怕在很小程度上的这种倾向,制止在萌芽之中”;具体工作上,除开展“兵士运动”外,还要积极组建农民游击队和工人战斗队、纠察队等。关于部队的领导问题,再次强调不能使部队摆脱相应的组织关系,且举出其它国家的教训,称:“应当很好记住各国纠察队和部队的经验,在各个国家,‘战斗队伍’哪怕稍许摆脱党委的直接有力领导,它们就会很快堕落成为无政府匪帮。”(70) 可以看出,苏俄对中共军事工作的指示,着重强调两点:其一,工农武装,即以工农为基础组建部队,尤其是建立地方游击队作为后备军,一方面可补充正规军,一方面可维持地方秩序;其二,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反复提醒要注意部队的政治方向,强调党组织的控制力。当时中共不掌握军队,苏俄的建议似乎言之过早,但国共分裂后,红军的组建与发展却基本上是依据这两个原则进行的。北伐时期,苏俄虽然没有大规模资助中共建立正规党军,但给中共提供了有关军队建设的“思想武器”。就革命历程而言,“思想先行”有深远意义,后来红军之所以没有“堕落成为无政府匪帮”,与毛泽东等革命领导者吸取苏俄前期的指示不无关联。“党指挥枪”的原则,并非毛泽东凭空创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