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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采取“先党后军”的革命路径,是苏俄对国共两党的一致期许。然而与“苏俄之友”国民党不同的是,对身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共来说,莫斯科的指示必须绝对服从。依据共产国际的章程,共产国际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和组织者,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必须严格服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指示和指令,即使不同意,也要无条件执行,绝不允许推诿;共产国际有权修改和取消各国共产党全国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有权派遣全权代表指导、监督和审查各国共产党的工作。还有关键的一条虽然不见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却实际存在:共产国际掌控着各国共产党的最高人事任免权。共产国际实为高踞各国共产党中央之上的“太上党部”。俄共则是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据很多中共党人的回忆,中共党内一直对共产国际很迷信,对俄国革命经验很信仰,几乎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对早期中共党人而言,共产国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⑨正因如此,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对来自莫斯科的“先党后军”的既定路线,中共党内几无异议。不仅如此,中共还一度规劝国民党接受苏俄的建议。如1923年6月,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中共委员联名致函孙中山,劝说其停止军事活动,致力于国民运动,认为“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所谓新方法,也就是先训练民众,再从中建立军队。⑩国共正式合作后,陈独秀更公开建言国民党:“在理论上,应该先有了强大的革命党,然后才能有革命军队;有了革命军队,然后才能有革命政府。”(11)不难看出,此一时期,整个中共领导层都自觉地接纳苏俄革命经验,先建设好革命党,组织动员民众,等条件成熟时,再创建革命武力,最终通过武力夺取政权。这意味着中共早期看似“重文轻武”的“非武装革命”,其实并非否定武装革命的必要性,只是依苏俄设计的“先党后军”路径,1927年以前尚处于革命的第一阶段,即侧重党的建设和群众运动阶段。 这样一种“先党后军”的路径,其理想图景是先发动、教化民众再建造武力。中共在大革命时期以群众运动为重心,即是这一路径的实践,且这一实践在起始阶段也确有立竿见影之效。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似乎证明“先党后军”路径的可行性。然而,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共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国民党的武力和政权为后盾的。广东与两湖农运的兴盛轨迹与北伐军事进程相一致。而一旦国共分家,军队反戈相向,之前那些动员、组织、宣传等行之有效的政治策略,便不再那么灵验。1927年7月以后,国民党军队全面反共,中共处于空前的弱势,农民运动便难以发动。夏明翰就观察到,恐惧失败后大祸临头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中共所到之处,农民并未起来,其踊跃程度“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12)北伐时期中共鼓动农民得心应手,但同样的党,同样的革命口号及策略,一旦没有武力的保障,运动效果便大打折扣。秋收起义失败后,彭公达曾一语中的地总结道:“军事势力一消失,农民政治上影响简直没有,党的组织亦随之消灭了。”(13) 以后见之明观之,“先党后军”的革命路径,无疑过于理想主义。中共也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不过,国民党从黄埔建军,到北伐壮大,一路都是军事当先,结果形成“孤横的武力”,武人持枪自重,最终形成“枪指挥党”的局面,其后续的负面影响似更显著。而中共先致力于党的组织建设,且从基层民众入手,数年之后才转向“枪杆子运动”,革命就不会轻易被武人挟制,其韧性逐渐凸显。中共后来始终能做到“党指挥枪”,正是因为党组织已经足够严密有力,可以通过“政工”、“党工”和“支部建在连上”等机制得以控制住武人而不为武力反噬。反观国民党,因为武力先行,党力不足,结果造成新的军阀割据与纷争。所以,中共前期疏远“枪杆子”、注重组织宣传,虽然导致了1927年的革命失败,但从长远来看,并非没有积极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