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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学堂的兴办对于破除省界多有助力，来自不同地域的学生朝夕共处，超越地缘纽带而形成新的共同体(24)。在中国公学内，消除省界之成效显著。由于中国公学校内学生省籍分布较广，所以与上海本地学校的教育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对于国语的推广。据胡适回忆，当时上海还完全是上海话的世界，各学校全用上海话教书，学生全得学上海话。中国公学是第一个用“普通话”教学的学校。学校里的学生，四川、湖南、河南、广东的人最多，其余各省的人也差不多全有。大家都说“普通话”，教员也用“普通话”。江浙的教员，如宋耀如、王仙华、沈翔云诸先生，在讲堂上也都得勉强说官话。胡适初入学时，只会说徽州话和上海话，但到中国公学不久也就会说“普通话”了(25)。普通话的推广对于省籍意识的消除及超越地缘的交往是极其重要的，而新式学堂正好提供了这样的场所和实际的生活场景。 三 作为革命机关的中国公学 在清季新式学堂学生日趋激进，革命倾向愈趋明显的大氛围中，中国公学自不能免，甚或表现得较其他学堂更为突出，成为当时沪上重要的革命机关之一。 中国公学成立后，在校内集聚了一批革命党人。在很多人的回忆中，中国公学的校园成为革命党集聚的一个重要场所。据早期中国公学学生朱经农讲，“还有不是中国公学学生而常常和我们来会谈的，如秋瑾、陈英士先生等，也彼此声息相通。教师中间如马君武、于右任、沈曼云、梁乔山诸先生，都是革命领导者。章太炎出狱后，也躲在中国公学，然后乘船赴日本。蔡松坡先生也来住过。戴季陶先生偶尔一来，他给我们的印象是年纪很轻，日本话说得非常漂亮。我生活在这种环境中，革命思想愈加浓厚”(26)。 中国公学由倾向于革命的留日学生创办，其与东京同盟会总部有着直接的联系，而且学校处于上海这个具有全国影响的辐射中心，由此，中国公学在清季革命中成为东京同盟会与中国内地的革命党联系的重要纽带(27)。当时同盟会总部也有意以办学为掩护，将中国公学作为同盟会一个联络站，负责日本、上海和内地同盟会的联络工作。据柳亚子回忆：“好像在(同盟会)江苏分会之外，另有上海分会，是马君武、梁乔山几个人主持的，地址在中国公学。”(28) 中国公学的师生流动性较大，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时中国公学作为革命机关的枢纽作用。中国公学师生与革命活动有关的流动有多种情况，有东京同盟会与中国公学之间的人员流动，如川籍革命党人但懋辛以中国公学教习的身份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安排很多从日本回国的同盟会会员到中国公学任职(29)。有原本在校的学生返回原籍从事革命活动的，以湘籍革命党人居多。还有原籍的学生因在校学生的引介慕名而来，后成为革命党的。当时中国公学校内革命气氛浓厚，吸引了一大批倾心革命的青年投考。据任鸿隽回忆，中国公学“其程度仅为中等，而政治改革空气却极浓厚。余乐其与己见相合，故即居之。入校后之第一事即剪发易装，虽由此冒革命党之嫌疑不顾也”(30)。也有中国公学师生从上海转赴日本东京从事革命活动。还有一些因在原籍从事革命受到官府缉拿而暂避中国公学的。 以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余诚为例，余诚是湖北省麻城人，1904年参加科学补习所，谋划在武汉响应黄兴组织的长沙起义，事情泄露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1905年参与筹建中国同盟会，组织《民报》社。1906年1月5日抵沪，参与创设中国公学，收容归国的留日学生。1月19日回到武汉，同刘静庵合作，以日知会会址为活动基地发展同盟会员。在武汉期间，余诚曾替中国公学募集办学经费。同年秋，与刘静庵等谋划响应萍浏醴起义，后潜往上海中国公学。1907年5月因遭通缉，再赴东京，协助同盟会总部工作。1908年返汉继续从事反清革命活动(31)。由余诚的经历可见，其在参与创办中国公学时即已是同盟会成员，中国公学创办后即回乡从事革命，在革命受挫时避居中国公学，后来又自中国公学转赴同盟会东京总部，从中可见中国公学的革命枢纽作用。 晚清时期的上海是中国的报业中心和舆论中心，从当时革命报刊的实际影响来看，上海的革命报刊比革命党在日本、南洋和香港地区的报刊对于内地社会的影响更直接。上海作为清季革命最重要的宣传基地之一，对于民国代清的鼎革影响至深。民国初年，前清遗老恽毓鼎即认为“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而上海报馆是导致清亡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在日记中写道：“况宣统之季，构乱之奸徒，煽乱之报馆，议和逊位之奸谋，皆聚于此。”(32)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的革命报刊对清季革命的贡献之大。 中国公学的师生创办报刊以宣传革命，对于清季革命宣传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有重要影响的就是《神州日报》和《竞业旬刊》，前者是中国公学参与创办发行，后者是中国公学学生成立的竞业学会独立创办发行的刊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