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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与伍廷芳在前两个回合的较量中，难分伯仲。 其三，外国律师能否出庭辩护之争 陈其美、伍廷芳对此分歧严重，争辩趋向高潮。伍廷芳受理“姚案”之初，即于1912年2月18日电告孙中山大总统，略陈审理“姚案”方式，“拟由廷特派精通中外法律之员承审，另选通达事理，公正和平，名望素著者三人为陪审员，并准两造聘请辩护士到堂辩护，审讯时任人旁听。”次日，孙大总统复电完全赞同，“所陈姚荣泽案，审讯方法极善，即照来电办理可也”。孰料，当姚荣泽聘请外国律师辩护时，陈其美即持反对意见，认为“姚案”中原被告均为华人，“并非华洋交涉案件”，且“裁判地点亦在华界之内，与外人绝不相干”，因而主张“聘用律师一事，似宜稍示限制，以重法权”。在3月15日的书信中，陈其美的态度愈趋坚决，声称“姚荣泽一案，聘用外国律师，鄙意绝对的以为不可”，并质问伍廷芳：“文明各国法律，有采用相互主义者，试思吾国律师，居留外国时……外国法院能允许吾国律师有莅庭辩护之权乎？”因此，“吾国法庭不能允许外国律师到堂，无待言而自明矣”。况且“华人素有崇拜外国人之习惯性，依赖一生，则情夺势绌，莫敢争衡，是以宜并外人之指证而却之”。加之目前外国律师亟欲去内地审判庭办事，“若一经让步，异日援例，要求者势必接踵而起，主权丧失，口实贻人，仆与我公将为众矢之的，后悔何及？” 针对陈其美的诘难，伍廷芳做了全面答复。允许姚荣泽聘用外国律师，是为“将来中国律师得行诸租界张本”。他说，姚荣泽一案，“为中外所注视，关系甚大”，“上海为华洋杂处之区，租界有律师，而内地无之，近虽业已准用，而中国律师不能到租界办案，甚不平允”。允准姚荣泽聘用外国律师正好以此为契机，为尔后中国律师进入租界办案，借以收回领事裁判权提供了张本。 伍廷芳认为，“姚案”发生地虽在华界，但“姚案”审理，“适与租界毗连，尤为外国人所注意瞩目”，当此民国建设之初，“此案尤为首次照搬裁判所文明办法”，故准许外国律师出庭辩护，外国证人到庭作证，依此“昭示大同，使彼知我国法律亦有经验”。至于担心“援为成例”，丧失主权，似为过虑。因为，倘若遇有内地案件，一则司法部既不会“轻率许可”，二则法律规定，法庭断案之权在陪审员，“依据法律为适法之间裁判，在裁判官”，“盘诘驳难之权在律师”。况且，中外律师为他国之人出庭辩护也不乏其例。丁榕、伍朝枢就曾在伦敦为英国人辩护。沪上审判“乔大案”就有外国人作律师。这怎能同“丧失主权”混为一谈？ 至于称华人素有崇洋媚外之习性，莫敢争衡之说，伍廷芳“绝对不以为然”。他认为，“大凡依赖之性，生于学识”，倘若“学识相同，则旗鼓相当，各思建树，何至依赖他人，自失本来面目？”“莫敢争衡”是因“其才其理不及他人，然后为他人之才之理所胜”，“此盖为优胜劣败之公例所淘汰”，断不能称为“情夺势绌”。至于“以崇拜外人为华人之习惯性，此不过为懵无智识者言之耳。若稍有智识者，决不自承”。因为法律规定，律师辩案，不能使用“威吓之言论”，无论何国律师，只能按照案情曲折提问，双方证人只有“答其所问之权，而无反诘驳难之权”。既然无所谓“争衡”，又怎能妄论“崇拜”。如果依此思维定式认定中国律师不敢与外国律师当庭辩论，“此未免轻视吾国之律师矣”。倘若有之，“则已失律师之实，何足副律师之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