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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徽商的籍贯问题 籍贯是判定商人身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这点当毋庸置疑。王廷元就说：“所谓徽商，是指明清时期徽州府籍的商帮集团。”(55)但如果过于强调籍贯而忽视其他因素，则就在实际研究中难以操作，因为我们无法一一确认每位商人的籍贯，对一些特殊情况也难以作出较为合乎情理的判断。民国《绩溪庙子山王氏谱》的作者王集成，曾为自己准备纂修的《绩溪县志》撰拟序目，在拟定编写的“食货志”序中说： 惟绩溪人民恃商以为衣食者十五六，其专以货殖著者从《史记》例，专列货殖一目。……朱子生于剑州之尤溪尉官舍，其祖墓并在建州之政和，本省以建州籍登第，且久居崇安，而自署新安朱熹，诚以世系本源悉在婺源，不应自我而绝，固贤者熟计。胡光墉虽生于浙江，又久客宁波，商寓杭州，而其本籍则属绩溪胡里，当日阜康庄所用人往往为绩溪同乡，其捐助绩溪城隍庙大铜钟存胡里。胡氏之至杭州者亦颇与之周旋，不忘绩溪，固视朱子新安为尤切。今各志传均以为杭州人是，岂光墉之志？特为立传(56)。 这条材料可以说是对有关胡雪岩(即胡光墉)归属问题论争的一个极好的注解(57)。在这里王集成明确指出，尽管胡雪岩已入籍杭州，但由于其自我认同仍为绩溪，故在《绩溪县志》中就应为其立传。 封建时代人们的乡土和籍贯观念较为强烈，加之入籍外地难度较大，如据嘉庆《如皋县志》载：“其客户、外户有田地、坟墓二十年，听于所在隶名，即编为户。”(58)道光《重修仪征县志》规定：“其客户、外户有田地、坟墓二十年者，准其入籍，俱为民户，无田地者曰白水人丁。”(59)这些要求对异地经营的普通商人来说显然不易做到，有侨寓杭州的徽商为取得入籍资格，甚至把已归葬徽州的先人遗骸重新迁到杭州埋葬(60)。故有在外侨寓甚至百年以上而保持徽州原籍者，如歙县《周邦头周氏族谱正宗·序》载：“自嗣晨公始迁于芜也，由一世二世以至我高曾祖考更七世矣，而我祖茂洋公以道光戊子举人联捷成进士，供职农部，犹徽籍也。入芜湖籍者自我先伯镇裕公始，至我仅两世耳。”(61)近代以降，社会遽变，由于经商或生活的客观需要，加之籍贯观念的逐渐淡漠或虚化(62)，徽商寄籍外地者日多。据万历《歙志》载：“九州四海尽皆歙客，即寄籍者十之四五之列。”即在明代万历年间，徽州人寄籍他乡者乃十之四五，仍籍贯乡里者则十之五六。而据唐力行对清末民国徽州汪氏宗族在杭州寄籍情况的统计，当时“寄籍者已达十之七八，而籍贯乡里者仅为十之二三了”(63)。 对于长期甚至数世侨居外地而仍保持徽州原籍的商人，我们能否依据籍贯标准而径直判定其为徽商呢？反之，对于那些寄籍外地不久但与徽州原籍关系密切的商人，我们又能否依据籍贯标准而径直否定其为徽商呢？恐怕均不够妥当。王集成关于朱熹“自署新安朱熹”、胡雪岩“不忘绩溪”的论述对讨论这个问题无疑具有启发意义。我们认为，对于寄籍外地的徽州商人，尽管他们的籍贯已经不是徽州，但只要他们与徽州老家关系仍旧密切，或者仍对徽州保持一定程度的家乡认同感，我们仍应将他们视为徽商。事实上，如果将寄籍徽商一律排除出“徽商”队伍，则不仅明清徽商研究中的很多立论都站不住脚(64)，甚至近代徽商研究都无从下手。反之，对于那些侨居外地甚久且与徽州几乎完全隔断联系之徽州籍商人，再视为徽商也几无实际研究意义了。关于祖籍徽州的商人，王裕明提出：“将祖籍徽州的典商视为徽州典商，主要在于将从徽州迁至异地的徽人及其后裔仍视为徽民。迁至异地的徽人及其后裔，有的离开徽州不久，尚与祖籍保持一定的联系；有的离开徽州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与祖籍久无联系。对于离开祖籍不久且保持联系的徽人及其子孙，尚可视为徽民；对于离开祖籍久远且无联系的徽人及其后代，则不应视为徽民。”(65)这种做法无疑是可取的。 无论是将“徽商子弟”误为“徽商”，还是“徽商”概念的扩大化，以及对徽商“籍贯”的过于重视或轻视，都会使相关讨论失去应有的意义，从而造成徽商研究的困扰。而这三种倾向不仅存在于徽商研究中，在其他商帮史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正因如此，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必须高度重视商人身份的判定，应当坚持三个原则：一是严格恪守史学求真原则，既不能将“商人子弟”与“商人”混为一谈，也必须注意辨别史料；二是严格遵守历史原则，即将商帮史研究放到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而不能将历史与现实混淆，以现实的空间范围代替历史的空间范围，从而造成学术边界的模糊；三是注意制度与“人”结合的原则，即在判定商人归属地问题时，既要高度重视商人的籍贯，又不能唯籍贯是从，还应综合考虑商人的自我认同、商人与家乡的联系等人性化的因素，唯有如此，做出的判断和结论才会更加合情合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