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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中国十大商帮”一般是指晋商、徽商、陕西、宁波、山东(鲁商)、广东(粤商)、福建(闽商)、洞庭、江右、龙游等十个商帮。参见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 ②徽商研究的具体状况可参见：王世华：《徽商研究：回眸与前瞻》，《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王振忠：《徽学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67页。晋商研究的具体状况可参见：刘建生等：《晋商研究述评》，《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赵海涛等：《2003-2013年晋商研究综述》，《运城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③王学典：《“假问题”与“真学术”：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的一点思考》，《东岳论丛》2000年第4期。 ④[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历史的观念(增补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⑤乾隆《江都县志》卷22《人物·笃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52《人物·笃行》，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1010页。 ⑥民国《歙县志》卷9《人物志·义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54页。 ⑦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52《人物·笃行》，第1010页。 ⑧《新安岑山渡程氏支谱》卷5《十一世》，清乾隆六年木活字本。 ⑨⑩道光《徽州府志》卷11之4《人物志·文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35页。 (11)(清)程文桂等修：《新安岑山渡程氏支谱》卷5《十二世》。 (12)因徽州与两淮盐运司所在地扬州在明代同属南直隶，后同归江南省，至清康熙六年(1667年)始分治，故作为徽商中坚的徽州盐商始终未能在扬州获得“商籍”。因此，为避免长途跋涉返回徽州原籍考试，很多两淮徽商子弟遂入籍当地，以取得在当地就学或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程文正或其先人入籍江都当与此有关。参见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61—62页；梁仁志：《明清侨寓徽商子弟的教育科举问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13)王娟娟：《程梦星研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7、40页。 (14)(22)王娟娟：《程梦星研究》，第46、6页。 (15)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125页。 (16)余英时：《中国文化史通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18—119页。 (17)原注133：“日本内阁文库藏有《程氏丛书》附《年谱》，见酒井忠夫：《中國善書の研究》(东京：弘文堂，一九六○)，页二八二。”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第125页。 (18)需要指出的是，余英时引用这段话时在此处加有注释：“《大易师云庄亟士程子年谱》，天启四年、师二十三岁之条目。”弘文堂1960年版《中國善書の研究》原文中并无此注，故为余氏补注。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第125页；[日]酒井忠夫：《中國善書の研究》，弘文堂株式会社1960年版，第282页。 (19)康熙《休宁县志》卷6《人物·文苑》，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805页；道光《休宁县志》卷12《人物·文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75页。 (20)乾隆《长洲县志》卷27《流寓》，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40页。 (21)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余英时文集》第3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 (23)《新安岑山渡程氏支谱》卷5《十世》《十一世》《十二世》《十三世》。 (24)《新安岑山渡程氏支谱》卷5《十世》。 (25)王裕明：《明清徽州典商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绪论”第8页。 (26)参见汪昌炳等：《近代徽商中的苏氏家族》；凌阜生：《著名茶商、开明绅士刘敬之》；叶云：《太平茶商史话》；汪昌炳等：《民国初年南京总商会会长徽商苏锡岱》；均载《徽商系列丛书·近代商人》，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0—20、91—95、106—109、158—163页。 (27)参见陈朝曙：《苏雪林与她的徽商家族》，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28)唐宗力：《皖南农村调查》，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页。 (29)(清)朱锦琮：《治经堂诗集》卷2《忆某商》，清道光四年刻本。 (30)李甜、陆洋：《宁国商人再探：明清皖南商帮的兴起及其地域分化》，《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3期。 (31)经济学会编译：《中国经济全书》第2辑，清光绪戊申两湖督署藏板，第50页。 (32)戴玉、范金民：《宁国商人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33)吴慧主编：《中国商业通史》第4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471页。 (34)董家魁：《清代宁国府商业与商人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33页。 (35)涂宗瀛：《上海徽宁思恭堂记》，上海徽宁思恭堂编：《徽宁思恭堂征信录》，民国九年刻本。 (36)江苏松江府上海县：“告示”，上海徽宁思恭堂编：《徽宁思恭堂征信录》。 (37)以上分别引自：《劝募茶捐序》《公议堂中规条》《道光三十年庚戌十月公议增定章程》，上海徽宁思恭堂编：《徽宁思恭堂征信录》。 (38)例如在《徽宁思恭堂征信录》中，司总、两府司事名单均按歙邑、休邑、婺邑、黟邑、绩邑、宁郡“五邑一郡”列出，司给领衣棺及盘棺费保票等事也由歙邑、休邑、婺邑、黟邑、祁邑、绩邑、宁郡“六邑一郡”轮流负责。 (39)参见《乐输丝捐·己未乐输》《泾邑长生愿》《南陵长生愿》《旌邑长生愿》《太邑长生愿》，上海徽宁思恭堂编：《徽宁思恭堂征信录》。 (40)以上分别引自：《徽宁医治寄宿所序》《试办简章二十二条》，徽宁医治寄宿所编：《徽宁医治寄宿所征信录》，民国五年刻本。 (41)《徽宁同乡会成立大会纪》，《申报》1924年4月9日。 (42)张海鹏：《徽学漫议》，《光明日报》2000年3月24日。 (43)叶显恩：《徽州文化全书·总序》，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总序”第3页。 (44)陈联：《徽州商业文献分类及价值》，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徽学》第2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页。 (45)梅树平：《〈典业杂志〉的文献价值》，《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46)王裕明：《明清徽州典商研究》，“绪论”第13页。 (47)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80页。 (48)苏荫椿生平，可参见李永卉：《苏荫椿年谱简编》，《池州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49)苏荫椿：《致吴玉山表侄 丙寅十二月十六日》，《文稿》，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手抄本。 (50)例如苏荫椿在《文稿·重修回驴岭脚大路碑记》中说：“黟人朱晋侯、舒振庭、舒宾门三君子，尤与余善，三君者皆钱商领袖也。” (51)例如苏荫椿在《文稿·覆吴味畊 壬寅二月二十六日》中说：“味畊名镃本，歙县人。性聪颖，读书三年，出而习典业，暇则攻书不辍，久之竟能作诗词，句颇清丽不俗，洵异才也。在同春典共事两年，甚相契合。予客中交友自味畊始”。 (52)参见苏荫椿：《屯溪宏元典、同裕典议约》《屯溪宏元典顶约》《屯溪苏同裕典规章》《屯溪同裕典遵奉宪示核定榜规十条开列呈电》，《典业杂志》，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手抄本。 (53)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54)徐国利：《关于区域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区域史的定义及其区域的界定和选择》，《学术月刊》2007年第3期。 (55)张海鹏、王廷元主编：《中国十大商帮》，第440页。 (56)王集成纂修：《绩溪庙子山王氏谱》卷末之四，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57)参见欧阳跃峰：《胡光墉籍贯考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胡维平：《对胡雪岩籍贯的几点辨析》，《黄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2005-2006年，《中国文物报》也曾发表关于胡雪岩籍贯的系列讨论：高念华：《胡雪岩籍贯浙江杭州人》(2005年9月2日)；胡维平：《对〈胡雪岩籍贯浙江杭州人〉的几点辨析》(2005年11月25日)；高念华等：《评析：误认胡雪岩为绩溪人的例证》(2005年12月16日)；胡维平等：《胡雪岩籍贯安徽绩溪的事实无法否定》(2006年6月16日)；高念华等：《从杭州胡雪岩的祖坟墓碑再谈胡雪岩籍贯》(2006年8月25日)。 (58)嘉庆《如皋县志》卷4《赋役一·户口》，清嘉庆十三年刻本。 (59)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卷2《食货志一·户口》，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页。 (60)据《杭州汪氏振绮堂宗谱》卷3《志乘》载：“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夏曾祖考妣卜葬于新安休邑之石壁山。”“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先考妣卜葬于灵隐之莲花峰。”“康熙三十八年先祖考妣又自黟而迁浙，卜葬于龙门山。” (61)周弼忠：《序》，周友仲等修：《周邦头周氏族谱正宗》，民国十九年刊本。 (62)即“徽州”从实际上的籍贯之地变为“意识上”的故乡。如一入籍和定居杭州的徽商后代就说：“徽州就是我的故乡，但是我生长在外地，所以徽州不过是我意识上的故乡罢了。”李绍中：《徽州》，《中学生文艺季刊》1935年第1卷第1号，第56页。 (63)唐力行：《徽州文化全书·徽州宗族社会》，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页。 (64)尽管张海鹏、王廷元等将徽商定义为“明清时期徽州府籍的商帮集团”，但在诸位撰述的《徽商研究》《徽州文化全书·徽商》等徽商研究的经典著作中，仍有大量寄籍徽商的存在。 (65)王裕明：《明清徽州典商研究》，“绪论”第10页。 （本文原载于《安徽史学》2016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