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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朝中期货币白银化的展开 白银货币化的初步实现，意味着金朝市场上的货币除原有的交钞、铜钱外，新增加了银两。然而，从银钱钞几种货币的关系来看，铜钱仍然是主要货币。白银甚至与交钞类似，其在市场上代表的交换价值与铜钱密切相关，受制于银钱之间的兑换价。而把交钞作为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排除在外，就白银与铜钱两种金属货币来说，白银的货币地位显然处于次要的弱势地位。但是，接下来的章宗时期，随着交钞的急剧贬值，特别是铜钱货币职能式微，白银货币地位快速提升。继白银从商品变成货币、货币化初步实现之后，货币白银化——白银在多种并行流通的货币中，从次要货币变成主要货币的进程随即展开。 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正月，金章宗即位。前述世宗时期的“钱荒”没有也不可能因皇室易主而缓解。六月，章宗曾下命：“钱悭之郡，所纳钱货则许折粟帛”。(21)部分地区因铜钱难得，金廷只好允准以粟帛折纳赋税。但章宗即位之初，金朝银、钱两种金属货币的贮藏情况似乎已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方面，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金廷“府库金银约折钱万万贯有奇”。(22)按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所言“京师积钱五百万贯”不为多、外路见钱存留数“闻有六千余万贯”(23)计，官府所存铜钱估计约6500万贯。金廷府库中所储金银的价值，似乎已接近京师、外路所贮铜钱总值的2倍。而与天会十五年(1137年)金廷从伪齐接收金120万两、银6000万两(合计约合铜钱1.2～1.5亿贯)、铜钱9780万缗(24)相比，金银存量基本相当，但铜钱库存量至少已锐减三分之一。金廷掌握的库存银钱，从银钱基本相当，一变而为银多钱少。 另一方面，明昌五年(1194年)三月，宰臣奏称：“民间钱所以艰得，以官豪家多积故也。”金朝“钱荒”仍在继续，但其直接原因已从世宗时期官府积钱不用，变成了“官豪”之家积而不用。对此，章宗参用唐朝故事，颁布限钱令：“令官民之家以品从物力限见钱，多不过二万贯，猛安谋克则以牛具为差，不得过万贯，凡有所余，尽令易诸物收贮之。有能告数外留钱者，奴婢免为良，佣者出离，以十之一为赏，余皆没入。”(25) 大定末至明昌间的上述情况，首先意味着铜钱的价值贮藏职能依旧，但金廷已开始采取措施，强行限制铜钱这一职能的发挥；而与铜钱相比，银两的价值贮藏职能也不逊色，两者之间在价值保存方面的作用难分伯仲。 更重要的是，在官府发行交钞、交钞以钱为本的条件下，金廷库藏银钱结构的变动对贞元以来的钱钞并用发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金廷罢代州、曲阳二监铸钱，废止交钞七年一界的流通界限，中断了官府通过自行鼓铸获得铜钱的渠道，放弃了维持交钞信誉的“兑界”制度，交钞的价值面临着官府银钱贮藏结构变动而进退失据的危险。于是，明昌三年(1192年)五月，章宗已敕尚书省：“民间流转交钞，当限其数，毋令多于见钱也。”而明昌年间北征蒙古、修筑界壕、治理河患等，金廷财政开支剧增，库藏银钱大量出库，交钞印行增加，进一步加剧了交钞贬值：明昌四年(1193年)八月，“提刑司言：所降陕西交钞多于见钱，使民艰于流转”。贞元行钞以来，交钞“初甚贵重，过于钱”，(26)“商旅利于致远，往往以钱买钞”，“公私俱便”的局面发生了逆转。(27) 承安二年(1197年)十月庚午，章宗决定设讲议所官10员，共议钱谷。此后的承安、泰和年间，金廷在缺乏系统谋划的情况下，频繁乃至反复调整财政、货币政策，出台了一系列“权时之制”。而在金廷一系列货币政策的调整中，出现了明显的钱退银进趋势，货币白银化全面展开。从《金史·食货三·钱币》的记载来看，其主要内容包括了如下两个方面：(28) 其一，增发小钞收兑、替代铜钱，严格限制铜钱的流通和贮藏。 ——自承安二年(1197年)十月，“以西北二京、辽东路从宜给小钞，且许于官库换钱，与它路通行”开始，金廷反复大规模印行小钞，始终强调小钞可于官库换钱，与见钱同用。甚至一度“设四库，印小钞以代钞本”。泰和六年(1206年)小钞通行全境，八年正月，“收毁大钞，行小钞。” ——承安三年(1198年)正月，规定西京、北京、临潢、辽东等路一贯以上俱用银、钞、宝货，不许用钱。泰和七年(1207年)进一步规定，“民间之交易、典质、一贯以上并用交钞，毋得用钱”，“商旅赍见钱不得过十贯”。次年八月，又将“一贯以上皆用交钞，不得用钱”的范围，扩大到辽东咸平、东京两路。此外，承安、泰和间，先后两次重申限钱令，并不断加强监管，降低“品官及民家存留见钱”之数(泰和四年一度中止限钱，并铸“泰和重宝”当十钱与钞参行)。 其二，确认白银的法定货币地位，扩大使用范围，尝试铸行承安宝货。 ——承安二年(1197年)十二月，“尚书省议，谓时所给官兵俸及边戍军须，皆以银钞相兼。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仍定销铸及接受稽留罪赏格。”承安五年(1200年)十二月，以私铸“承安宝货”者多杂以铜锡，浸不能行，京师闭肆，罢“承安宝货”。 ——承安三年(1198年)正月，“命西京、北京、临潢、辽东等路一贯以上俱用银、钞、宝货”。增发小钞后，规定“一贯、二贯例并支小钞，三贯例则支银一两、小钞一贯，若五贯、十贯例则四分支小钞、六分支银，欲得宝货者听，有阻滞及辄减价者罪之”。同时置回易务，买卖银两、交钞、绵绢物段、盐引，兑换铜钱；令院务诸科名钱、榷货所鬻盐引、漕司入纳及支出官钱、在都官钱支用、铺马及军须等钱的征收等，均银钞相兼，品搭行用。 ——承安二年(1197年)以前白银与交钞“相兼”行用，“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承安宝货也按“每两折钱二贯”兑换钱钞；四年三月，明确规定“榷货所鬻盐引，收纳宝货与钞相半，银每两止折钞两贯省。”泰和元年(1201年)六月，通州刺史卢构言：“民间钞固已流行，独银价未平，官之所定每铤以十万为准，而市肆才直八万，盖出多入少故也。” 上述政策的实施，实质上已对银钱钞关系进行了全面调整。从中我们可看到，金廷千方百计限制铜钱在民间的流通和贮藏。发行面额在1贯至100文的小钞，名义上均与铜钱具有同等的法偿地位，实际上还包含了设法以小钞收兑铜钱的意图。然而，由于小钞与铜钱并行流通，而小钞自身几无价值可言。在金廷府库藏钱不足、小钞不能兑现足额铜钱时，民间没有也不可能将其与金属货币铜钱同等对待。泰和八年(1208年)甚至出现了“若官吏势要之家有贱买交钞，而于院务换钱兴贩者”的现象。于是，金廷收兑铜钱并以之支持小钞流通的愿望落空。泰和七年(1207年)十一月，甚至一度做出以民间自首交出藏钱“为钞本”兑给小钞的决定。而小钞通过强制发行、流通，实际上又在劣币逐良机制的作用下，将铜钱逐出市场，最终陷入了“民间钱少，而又不在官”的窘境。相应地，不断变更发行的交钞，随之陷入了“自泰和以来，凡更交钞，初虽重，不数年则轻而不行，至是则愈更而愈滞矣”的恶性循环。(29) 在铜钱流通、支付和贮藏职能遭到严重削弱的同时，金廷正式认可了宋金之际白银货币化的成果，通过国家法令确立了白银的货币地位，全面扩大了白银在流通、支付、贮藏等方面的职能。特别是在白银与交钞品搭行用、以银兑钞的过程中，金廷反复禁止1贯以上的交易使用铜钱，这进一步使银两直接与交钞相遇，为形成了白银和交钞之间的兑换关系创造了条件。白银独立行使价值尺度职能，转而决定交钞乃至铜钱价值，在多种货币中成为基准定价货币的态势，已初露端倪。一旦交钞的价值与白银的重量单位相关联，其面额上的“贯文”单位，就将像英镑上的“镑”、人民币上的“元”实际上与黄金和银元无关一样，成为新货币继续借用的旧币单位。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承安宝货银铤因具有铸币的形式而颇受各方关注。可承安宝货仅行用3年，就出现了私铸者“多杂以铜锡，浸不能行，京师闭肆”的现象。金朝宰臣们也以铸行承安宝货“盖权时之制，非经久之法”为由，于承安五年(1200年)十二月奏准，罢承安宝货。民间市场和金朝官府均否决了承安宝货的铸币形态。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其主要原因是承安宝货虽然以铸币的形态出现，但面值仍以白银自身的重量单位——“两”计算，实质上仍与当时民间广泛使用的白银一样，属于秤量货币，其铸币形态徒具形式而已。正因为如此，在金朝时期官方和民间的银铤制作技术并无差别，银铤成色、重量等缺乏简便通行的检验办法的条件下，金廷强制规定银钱兑换价格，并“定销铸及接受稽留罪赏格”，不仅使民间对其实际价值充满疑虑，(30)而且也开启了杂以铜锡盗铸宝货的方便之门。更何况承安宝货从1两至10两5等面值，起点单位偏高，且没有形成全面、合理的价值等分体系，(31)以“两”为基本单位的铸币形式，使用中仍面临着不便拆零、合并的问题。 然而，承安年间金廷确认的法定货币，不仅包括承安宝货，而且包括非官府所铸银两。如前引《金史·食货》之文所载：承安三年(1198年)正月，“命西京、北京、临潢、辽东等路一贯以上俱用银、钞、宝货”；增发小钞后，规定“一贯、二贯例并支小钞，三贯例则支银一两、小钞一贯，若五贯、十贯例则四分支小钞、六分支银，欲得宝货者听，有阻滞及辄减价者罪之。”显然，即使是在承安年间，其他银两也与承安宝货一样，具有同等的法偿能力，同属朝廷认可的法定货币。金廷所铸宝货，只是具有法定货币银两一种不成熟的铸币形式而已。而承安五年(1200年)金廷罢铸承安宝货的同时，也仅仅是放弃了宝货这种不成熟的铸币形式，而没有取消银两的法定货币地位。金廷没有在倒洗澡水时，连同婴儿一起倒掉。 至此，我们从金廷的货币政策及其实施效果中已看到，承安、泰和间的银钱钞关系中，铜钱的行用、贮藏的空间不断受到挤压，货币职能日渐式微。而白银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展，并通过金廷法令，获得了与铜钱相同的货币地位。在白银与铜钱两种金属货币之间，钱退银进，二者的货币地位由银弱钱强，一变而为势均力敌。至于交换价值完全取决于铜钱的交钞、小钞，则由于铜钱“既不在官，又不在民”，其交换价值无据可凭，已不可避免地像断线的风筝一样，飘忽而上，一去不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