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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朝末年的钱退银进与银钞相权 承安、泰和年间金朝银钱钞关系，特别是银钱之间的均势地位，意味着两种金属货币将各自表现商品价值，分别决定其自身与交钞的兑换价格。而这却不可避免地与金廷承诺的银钱兑换价、银钞兑换价以及交钞、大小钞之间的面值等分关系发生冲突。一旦银、钱两种金属货币的比价及其与交钞的兑换价发生变动，必然造成价格混乱，撕裂交钞面值，加速交钞贬值。而大安以至贞祐间的金廷内部政局变动、红袄军起事，以及与南宋和蒙古关系的恶化，特别是贞祐二年(1214年)迁都南京、次年蒙古占领中都，进一步加剧了金朝的货币危机。 在日益严重的货币危机中，我们首先看到，已取得法定货币资格的白银，进一步脱离钱钞并用体系，独立行使货币的价值尺度职能。宣宗兴定元年(1217年)“定民间收溃军亡马之法，及以马送官酬直之格”时，金廷已明确规定：以马送官者“上等马一疋银五十两，中下递减十两”。(32)次年，张行信在彰化军节度使兼泾州管内观察使任上，见到“省差买马官”在洮州“以银百铤几得马千疋”，当地“诸部蕃族人户……鬻马得银辄以易粟”，“马价甚低”。“乞令所司辇银粟于洮、河等州”市马，并估计“若捐银万两，可得良马千疋”。(33)金廷官方、边塞官员以及卖马蕃户，均直接用银表示马价，以银度量马匹价值。金末河北观、沧等州“斗米银十余两”及汴京“米升银二两”，也出现了用银表示粮价的记载。(34)而宣宗元光二年(1223年)三月省臣奏称：“河南、陕西凡五十余郡，郡日食茶率二十袋，袋直银二两。是一岁之中妄费民银三十余万也。”(35)在“省臣”的观念中，白银的重量既是计量茶叶价值的工具，也是衡量一年食茶所费的尺度。不仅如此，省臣在这里专门阐述了一年耗费白银“三十万”的危害，请求禁止商人用银从宋境买茶。实际上是通过白银的计量，比较食茶所费白银与其他消费用银的得失。此前贞祐三年(1215年)五月，金廷以“有司轻罪议罚，率以铁赎，而当罪不平，遂命赎铜计赃皆以银价为准”。延至兴定三年(1219年)，金廷鉴于“向以物重钱轻，犯赃罪者计钱论罪则太重，于是以银为则，每两为钱二贯。有犯通宝之赃者直以通宝论。如因军兴调发，受通宝及三十贯者已得死刑，准以金银价，才为钱四百有奇，则当杖。轻重之间悬绝如此。遂命准犯时银价论罪”。(36)银两成为公平地确定赃罚定罪以及计量赎罪铜、铁、纸币的标准。这意味着，白银已脱离钱钞货币体系，直接表现和度量形形色色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白银的金属体更广泛地成为抽象价值、社会价值的物质表现形式。在它面前，多种商品和劳务失去了自己的各种特性，在质上相等，在量上可以比较。特别是在金朝交钞崩溃之时，“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37)白银俨然已成为基准定价货币，甚至是银钱钞中唯一仍具有定价职能的货币。 与白银价值尺度职能不断扩展相反，金朝末年铜钱的状况却每况愈下。在金廷改铸大钱、禁铜禁钱、甚至允许民间铸钱、济以铁钱等政策均宣告失败后，(38)贞祐三年(1215年)四月，河东宣抚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于钞窒，有出而无入也。虽院务税增收数倍，而所纳皆十贯例大钞，此何益哉?今十贯例者民间甚多，以无所归，故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臣愚谓，宜权禁见钱，且令计司以军须为名，量民力征敛，则泉货流通，而物价平矣。”(39)金廷随即采纳胥鼎的建议，“遂罢铜钱，专用交钞、银货”。(40)在巨额交钞信誉崩溃的情况下，以“市易多用见钱”危害钞法，废止铜钱的法定货币地位。金朝因此成为中国货币史上两个明令废除铜钱的朝代之一。 在“市易多用见钱”的情况下强制废除铜钱，其效果不难想象。更何况倡议者河东宣抚使胥鼎的最初意图，也只是权宜之计。民间市易多用见钱的情况，没有也不可能因一纸诏令而终结。但在金朝银钱钞货币组合中，废钱令对铜钱流通产生的影响，却超出了倡议者和金廷的预期，出现了交钞继续贬值而铜钱全面逃离市场的情况。 一方面，废罢铜钱的首要目的是挽救钞法，可实际结果却恰好相反。金廷在废罢铜钱时，迫于财政压力于贞祐三年(1215年)更加疯狂地滥发以铜钱为单位的“贞祐宝券”，兴定元年(1217年)发行“贞祐通宝”，元光元年(1222年)发行“兴定宝泉”。所发交钞数额巨大，贬值更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在废钱令发布后，金廷放弃了鼓铸、发行铜钱，也不再实施与铜钱有关的货币政策。民间铜钱的流通，进入一种随行就市的状态。但由于交钞急剧贬值，民间更加珍视铜钱，藏而不用。贞祐四年(1216年)濮王守纯即上言：“向朝廷以小钞殊轻，权更宝券，而复禁用钱。小民浅虑，谓楮币易坏，不若钱可久，于是得钱则珍藏，而券则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于废也。”(41)不仅如此，在宋金之间的铜钱争夺战中，刘祁在淮阳“尝闻宋人喜收旧钱，商贾往往以舟载，下江淮贸易，于是钱多入宋矣”。(42)铜钱全面逃离市场，或藏于地下，或流入南宋。于是，金朝“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弊交钞屡变，皆至窘败，谓之‘坐化’”。(43)实际上宣告了贞元二年(1154年)以来的钱钞并用全面瓦解。 然而，钱钞并用瓦解之时，银两虽然已具有了法定的独立定价功能，但在市场流通中却没有成为金朝末年上下通行的唯一货币。对此，王鄂指出：“时物价腾涌，钱币不行，市肆交易唯用见银。而畸零尤难。”因此，金廷发行以“钱”为单位的“天兴宝会”，“立楮币救之”。(44)银两在流通中的分合拆铸，不仅不便于顺利地完成交换，而且拆零、改铸的成本也不低。而经济、高效地精确等分和随意组合面额，却是纸币最大的优势之一。因此，在银进钱退的进程中，特别是铸行承安宝货、将铤银的重量降到1至10两的尝试失败后，一方面以银两取代铜钱作为纸币之本，为纸币提供价值保障；另一方面发挥纸币长于价值分合、便于流通的优势，代表银两的价值，履行流通手段职能，使银钞优势互补，组合行用，逐步成为金朝货币流通格局演进的现实选择。 实际上，金朝前期钱钞并用且钱荒加剧之时，白银已显示出了替代铜钱保存价值的潜力。前述明昌以后银两与交钞的品搭行用和相互兑换，又进一步为两者优势互补、组合行用创造了条件。因此，至铸行承安宝货时，金朝宰臣则已明确意识到银两可“与钱兼用，以代钞本”。(45)贞祐三年(1215年)金廷“罢铜钱”之后，银两填补铜钱逃离市场后的钞本空缺，代替铜钱确定交钞价值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兴定元年(1217年)二月，金廷以原发行的贞祐宝券严重贬值，“更作通宝，准银并用”。(46)不仅将纸币之名由“钞”改为“通宝”，而且把白银作为“通宝”的价值标准，确立了“通宝四贯为银一两”的等值兑换关系。(47)此后，尽管金廷在财政危机的压力下，不断发行巨额纸币敛财，但纸币与白银的关系也逐步调整，向着纸币以银为本、银借纸币等分流通的方向发展。对此，《金史》中留下了如下记载：(48) ——元光元年(1222年)二月下诏：正式行用兴定五年(1221年)印制的“兴定宝泉”，“子母相权，与通宝兼行，每贯当通宝四百贯，以二贯为银一两，随处置库，许人以通宝易之”。 ——元光二年(1223年)五月“更造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 ——元光二年(1223年)“宝泉几于不用，乃定法，银一两不得过宝泉三百贯，凡物可直银三两以下者不许用银，以上者三分为率，一分用银，二分用宝泉及珍货、重宝。京师及州郡置平准务，以宝泉银相易，其私易及违法而能告者罪赏有差。” ——天兴二年(1233年)十月“印‘天兴宝会’于蔡州，自一钱至四钱四等，同见银流转，不数月国亡。” 由此不难看出，在金末的最后10多年间，金廷几近疯狂地先后增发兴定宝泉、元光珍货、元光重宝、天兴宝会等纸币，试图以纸币收兑白银，强制规定银钞兑换价及行用比例，甚至强令纸币“同见银流转”。显然，这只能进一步加剧纸币贬值，加速金朝的灭亡。但另一方面，金末铜钱被废、逃离市场后，多种同时并行流通的纸币，已无一例外地以银定价；金廷尝试设立平准务，垄断银、钞兑换，禁止民间私自交易，以维持纸币的价值；天兴宝会直接以白银的重量单位标明面值，并把最小面额设定为1钱，进一步发挥纸币便捷高效等分银两的作用。这意味着，金朝末年白银虽没有成为唯一的法定货币，金廷的货币政策也存在一系列严重问题，但货币白银化仍取得了重大进展。在银钱钞多种货币中，白银已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开始发挥基准定价货币的作用，银钞相权、禁银行钞的货币流通格局呼之欲出。只是这时金朝大势已去，其货币政策中所蕴含的合理因素，已难以收到应有的效果，更无法抵消负面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官府信用崩溃、纸币全面贬值的情况下，在“京师及州郡置平准务，以宝泉银相易，其私易及违法而能告者罪赏有差”的政策，不仅没能稳定纸币币值，反而导致了“市肆昼闭，商旅不行”。(49)但是，金末这一系列情急之中出台的尝试性货币政策，对于金朝的后继者蒙元政权来说，却是一笔至可宝贵的财富。它直接为蒙古宪宗元年(1251年)发行交钞、史楫在真定“立银钞相权法”、(50)中统元年(1260年)发行中统钞，全面确立银钞相权、禁银行钞的货币流通格局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