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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滇越、滇桂铁路和南镇公路，而后在中越交通线上起了很大作用的还有一条全长九百公里的公路。它从国内沿黔桂公路的车河，经东兰、田州、田东、天保、靖西到越南边境的岳墟，长五百公里；在越南，从海防、河内、高平到岳墟，长约四百公里。因工程技术标准要求较低，公路的修建可以发挥当地民众的力量，终于在南宁失陷前赶筑通车，虽然路面质量不高，但在日军侵占海南岛，封锁我沿海区域，以及南宁失陷之后，该路继续保持通畅，担负了重要的军运工作。 抢运军火物资 父亲于1937年8月中旬回到南京，日寇已发动侵犯上海的战役，国民政府奋起抵抗，就是著名的淞沪抗战。军事当局意识到抗战形势的严峻，决定立即在西南地区建立国际运输机构，命令交通部次长曾养甫（后由宋子良负责）在广州组织西南运输处（简称西运处），担任进口军用物资的运输。父亲则代表兵工署与西运处联络，协同工作，并兼任兵工署驻香港办事处的主任，当时大家都认为香港不会轻易陷入战事，因而把基地设在那里。9月初父亲又回到广州，在而后的四年里，始终工作在军火运输的第一线，经历了许多惊险的场面。 抗战开始后，经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协商，他们同意调拨一批军火，援助中国的抗战，那时斯大林期望中国的抗战牵制日军的势力。这批军火在黑海某军港装船，秘密开赴远东，其中两艘轮船指定在海防转口，运入我国。船中有装甲车、火炮等大件，因准备随时交付部队使用，未曾装箱。不料在海防码头起卸时，被日军间谍发现，日本政府即向法殖民当局抗议，要求禁止运入中国境内。法方竟然接受他们的无理要求，准备停止中方的运输。当时这批军火已装入火车（约两千吨左右），正要从同登卸下，经公路运入广西，得知法人禁止内运的消息，父亲他们赶快将火车从同登折回，改经滇越铁路，直运昆明。因动作迅速，法殖民当局的命令到达时，这列火车已离开了越南境内。当这批武器突然抵达昆明时，接收、保管均无人负责，父亲马上飞往昆明，与云南省主席龙云和航空学校校长商洽，暂由当地驻军和航校代为看管。父亲旋即飞回河内，处理其他滞留在海防的军火。 这批军火在昆明存放时，着实引起震动。据冯君锐回忆：市内拓东路古幢公园内存放了大量的坦克、炸弹、机枪等军火。一方面许多人未见过苏制的武器，停放的炸弹，大的每枚一吨，小的无数；机枪是叶片冷却的，使用弹带装送子弹，连兵工署的同事也没有见过；坦克约重十吨，装小炮、机枪各一挺。另一方面更担心，万一敌机空袭或不慎爆炸，半个昆明将成废墟。好在南宁新组建的特别大队车辆抵昆，五十辆新车，满载苏联的军火浩浩荡荡起运重庆。路上险情不断，凭着抗战的高昂热情和司机高超的技术，这批军火基本无损伤地抵达了重庆。 父回到海防后，因为尚有大批弹药卸置港口，被法人扣留，我政府同时向法国巴黎政府及印度支那殖民政府做了数次交涉，均无结果。根据中法条约，我国军火有权由滇越路通过，法方实属违反国际条约，经我方严重抗议后，才同意商量解决办法。他们提出表面扣留，暗中让中方采取走私的方式，由海防装入小舟，运至芒街，再转入广东边境的东兴。父亲与西运处的负责人宋子良同意了这个方案，宋还据实报告了蒋介石，中国军方迫不得已批准了这个方案。但此时军事形势更加恶化，日军军舰已停泊在钦州湾外，如果行动稍不机密，即有遭炮击的危险,后果不堪想象。 为了保证这次偷运的成功，父与西运分处处长汪英宾到沿线仔细考察，布置中越边境的接转地点，东兴沿线的竹木丛箐的荫蔽地带都被划作暂时存放弹药的露天仓库。转运时，海防港卸下的械弹装上木船，用小轮拖带，沿着海边，转入芒街内河，再驳上东兴江岸，运到预先指定的临时仓库。如此昼夜工作，历时近一个月，才将三千余吨的械弹运入国内。在此期间，父亲与海防西运分处处长黄强驻守于越境内的芒街，汪英宾则驻守于我境内的东兴。父亲每日通过中越国界的大桥，往来两处，密切监视各方的动向。当时戒备极严，凡行踪可疑的外来人，均暂予扣留，待运输完毕，才予放行。其间也不时有险情出现，开始转运的前一日，日军忽然派飞机在距东兴二十余公里的白龙尾海角投弹数枚，幸亏都落在空场上，转运期间从东兴口外的敌舰上，也不时有炮弹飞来，但均未发生意外事故，大家感到十分庆幸，他们的成功行动得到嘉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