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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后国民党政府修建了不少兵工厂，但从未计划自己设厂生产原材料，其需求全靠外国进口，父亲对这一点始终耿耿于怀。抗战爆发后两年，存货和刚进口的物资，几乎全部用尽，重庆各兵工厂急待进口的原材料开工，请求河内空运接济。但当时空运能力有限，而公路运输又有太多的规章，须分段接转，费时费力，且错误甚多。父亲与西运处商定，将急用的兵工材料装卡车百辆，由海防经广西的新公路直驶重庆，以应急需。兵工署对于如此长途行车，颇表怀疑，但历时不到一个月，凭着司机的勇敢机智，冒着敌机轰炸，仍安全到达，毫无损失。这种办法一致持续了三个月，直到中越交通线又被法方封锁。 在父亲的回忆中，对中越职工、华侨同心协力、昼夜工作，完成抢运任务，表示了深情地感谢。据冯君锐回忆，当年从香港、湖南、广西、贵州、四川和云南招收、培训了上万名司机，由陈嘉庚招募回国的南洋华侨机工就达三千余人，保证了各条线路上五千余辆车辆的战时运输。 1940年6月，法军战败，法国政府向德国法西斯投降，但是法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政府仍有相对的独立性。日本要求法在越的殖民政府停止中越运输线，并派人监视封锁中越边境，法殖民政府竟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我存于越南的公私物资尚有十余万吨停留在海防各地，当时唯一的出路是转往缅甸，从仰光转运，谁知英国殖民当局也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国民政府本希望英法政府遵守国际条约，不至于投石下井，谁知结果如此！后中方也曾想办法从其他渠道转运，但进展不久，因日军继续进军而不得不停顿下来，至此中越交通线完全断绝。 据父亲回忆，从1937年9月到1940年6月，经越南和滇桂两省的铁路公路运入中国的物资约在四十万吨左右，其中除苏联援华的武器外，其余则以设备、原料为主，数量最大的是飞机汽油和其他燃料油料，极大地支持了抗战初期的战争。 中法日的角逐，越人的态度 日军兵临越南时，要求与法殖民政府签订《日法军事协定》，但法方态度暧昧，没有马上答应，中国政府则积极争取法方与中国合作抗日。当时中方驻越的机构推总领事许念曾面见印度支那总领事德古，探询他对日军的态度。德古提出：“假使法人抵抗日军的侵犯，中国方面究将给予怎样的支援？”领馆将此情况电告重庆政府，立即得到回电：“如法军与我合作抗日，我政府决定派九师兵力援助。”但是，法当局得到通知后，仍迁延观望，不做决定。我驻越机关鉴于情况紧急，推举父亲飞重庆面见参谋总长何应钦，报告越南情况。经何转告蒋介石，要父亲于次日返越，邀请法方派军事代表到重庆面商。父亲赶回河内，即由许念曾面告德古，并留专机等候他的代表飞往重庆。经过半天的对话，法当局暴露实情，原来他们已准备接受日人的要求，拒绝同我国讨论合作了。 不久，日军由广西边境侵入越南。法军中的越南官兵，乘机革命，纷纷起义，于是日军很容易地包围了谅山。驻在海防的日舰也采取行动，日空军更是用法国制造的飞机，向海防、河内投弹。父亲说：“法国殖民者养尊处优，素无斗志，军事设施，只作镇压越南人民的工具，实无抵抗日寇的能力。并且外震日军的勇猛，内惧越人的革命，尤怕我军入越，华侨合作，法人地位根本动摇，所谓备战求援，不过是故作姿态，以欺骗国际视听，掩饰其怯弱而已。”1940年9月22日，“法日协定”签字。日军由谅山、海防两处同时向河内前进。法当局通知我领馆：“已不能保护你们的安全。”我驻越各机关骤得这个消息，即与滇越铁路局协商，特备车辆，将中国驻越工作人员全部撤至老街，再转入国境。当时国境城市河口的铁桥已为我军炸毁，滇越铁路至此中断，一直到五十年代，该桥才由中越两国修复。但中法外交关系尚未完全断绝，考虑到尚有三十万以上的华侨散处越南各地，领事馆负有保护责任。许总领事当夜会见德古，德古要求河内中国领事馆撤到顺化或西贡暂住。父亲考虑到存越的军用物资，已有一部分疏散在越南各地，可以乘此机会转口，抢运到仰光。父亲随即同领事馆的人员于22日午夜乘汽车南下，而入越日军即于次日进入河内，开始搜索我驻越公务人员和预备待命的员工，其中多有被敌军逮捕残害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