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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到达西贡后，收到河内的消息：我国原拟转口物资，因敌军初到，尚未完全查出，仍可运离越境。在敌军逼近时，曾疏散重要军用原材料一千吨，如钒铁、铬铁、钼铁、钼锭等，暂存于越北义安的边水港。这些物资，大战期间，势难再向国外购入。父亲马上急电香港西运处，请派专轮驶赴边水接运。随即得到复电，已租轮前往。父亲赶到边水，协同抢运。船刚出港，当地海关突奉法殖民当局电令扣留，然已不及矣！ 但是在海防转运的货物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从海防装运转口的物资，乘日军登陆秩序紊乱之际，开出了几艘。但不久就被敌人察觉。有一艘被扣，强令将船内器材卸回，其余的就不能再动了。此后我存越物资，全被法人掌握，任日军予取予求。重庆政府对法殖民当局的违约行为，虽曾屡提抗议，但均无结果。 日寇侵入越南，占领海防、河内及附近重要交通地区，达到其封锁我运输线的目的。而侵占我南宁的日军，受到我游击队和恶劣气候的袭击，伤病累累，遂全部退入河内，集中整理，补充休息，而将中越边境交法军驻防，代为守御，脱离了与我军接触的困境。从此法军受日寇的指挥，成为日寇的仆从，俯首听命，与维希贝当政权，狼狈为奸，助纣为虐。日军不损一兵一卒，控制了北越的军事要地。 鉴于我国仍有大批物资被扣在越南，法国政府万难推卸责任，法国派驻重庆的代表乃与法驻越的殖民当局筹划，拟将我国物资转让，或运出一部分。父亲奉命暂留越境，待机洽商，并往来于西贡、河内、高平等处，调查可能抢运的办法。当时驻越日军仅据守战略要点，对于越南民政表面上不加干涉。且汪伪政权已派员入越，设立机构，拉拢华侨，只要不是重庆政府派的人员，中国人尚可自由通行。父亲则改易姓名，另换护照，往来各地，且均于小站下车，再换车到达目的地，故始终未被敌人发觉，未遭其毒手。 日军侵占越北后，更要求占据全越的军事基地。法国维希政府于1941年7月23日签约承认，日海军即将陆续在沿海登陆，中越交通线已处于绝望形势。父亲将此情况电告兵工署。当时父亲还兼任香港办事处副处长，原任处长方兆镐调赴仰光，俞大维急电父亲赴香港接替。他遂与7月28日由西贡乘轮赴港，结束了他自抗战开始到越南建立中越交通线的工作。 在这里要提及的是越人对日军入侵的态度。当日寇开始向越北进攻时，利用越人的反法情绪，鼓吹黄种人团结驱法。曾有一部分越南人受骗，为日军利用。当时，父亲讲过一个故事：他从西贡赴河内的途中，在一个旅馆里用午餐，一位越南服务员很殷勤地招待他们。得知他是中国人后，诚恳地说：“我们是同族兄弟啊！我在下个月就要到河内日本军营里从军去了。”父亲很惊异地问他为什么。他愤激地说：“我们受了法国殖民者长期的压迫与残杀，不能再忍耐了。我们要联合日本人把法国人赶出去。我们同日本人都是黄种人，中国同日本为什么不能合作？”父亲很同情他的反法热情，但是他不了解日本军阀的侵略本性与残酷。父亲举了朝鲜和中国历史上的事例，以及最近日寇在中国的罪行，劝他不要受日本军阀的欺骗，告诉他越南人民不久就有解放的机会。最后他同意了父亲的意见。在以后的四五年中，日本军阀帮助其法国傀儡安定越南局势，越人受日法殖民主义者的双重压迫与剥削，过着非人的生活，发生了饿死两百万人的惨剧（“对于1943年到1945年这场大饥荒究竟导致多少人死亡，说法不一。最保守的估计是40万，法国驻越南总督让德句在其回忆录中认为，死亡人数大约为100万。而越盟领导人胡志明在1945年9月2日发布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宣言》中，宣布总计有200万人死于这场严重的饥荒。”[林爽喆《二战时日本占领越南曾让200万人饿死》，人民网－环球时报，2014.6.2]“1940年秋，在日本法西斯侵入印度支那，增辟了一个进攻盟国的军事基地时，法国殖民主义者却屈膝投降，打开我国的大门迎接日寇。从此，我国人民被扣上双重枷锁：法国和日本。我们的人民更加贫苦。结果是，去年底到今年初，从广治到北部饿死了二百多万同胞。”[《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宣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