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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为推进中国国家起源研究需重点探讨的理论问题 本文以上对当前国家起源研究中有关理论问题探讨的一些情况的分析和评论，其用意是想指出，要推进中国国家起源和早期国家研究中理论问题的探讨，就需要找准处理中国个案所应关注的问题点、重点，这是使这项研究能得到实质性推进的大局。对此，笔者简要地提几点看法，供诸同行参考。 (一)从国内研究的实践来看，我认为对国家定义问题和关于早期国家存在的证据认定理论的研究仍然是目前最需要有重要突破的。我在发表《中国早期国家》时曾引用《早期国家》一书主编克烈逊和斯卡尔尼克的话说，“根本不存在为整个学术界所公认的国家定义”是早期国家研究所遇到的一个障碍。(51)现在这个状况应该说并没有根本改变。当然，很多学者都在对这一问题作新的研究，提出一些新方案。对此拙著也曾提出过关于早期国家结构性特征的一些意见。(52)王震中先生在1998年也提出关于国家定义的一个重要意见。(53)这方面的研究需要继续深入下去，因为已做过的一些研究实际上还是比较单薄的。此外，对与国家定义有关的一些与国内研究关系较大的问题也应加强，如：能否和如何提出在中国个案中反映国家结构性特征的可观察的事项，以及如何澄清学者在多年研究中陆续提出的用来描述中国早期政治结构形式的“古国”、“方国”、“邦国”等概念的确切理论含义及其关系等。王震中先生曾表示：“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中，一般是以金属器、文字、城市、礼仪性建筑作为文明时代的具体标志。但包括笔者在内，陆续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54)在对国家形成标志的认定上也有类似情况。对此问题究竟应怎么看，还需通过认真研究和讨论加以解决。关于如何在考古工作中加强对早期国家存在证据意义认定的理论的研究，笔者曾比较完整地提出过意见。(55)这方面问题的探讨，对处理中国个案问题有重要关系。在国内研究中长期以来受到高度关注的夏朝国家存在的认定问题，陶寺和良渚等遗址意义的认定问题等都与此有关。对此需要考古学和历史学人员协同起来取得合理的新认识。 (二)对于陶寺和良渚遗址是否表明当地在遗址存在时期已形成国家的问题，笔者认为除资料方面的工作外，目前仍需在理论准备方面再作更深入研究，不宜匆忙下结论。这样说的原因是，尽管近年来在两地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有重要收获，对突破中国国家起源研究意义重大，但有一点仍未根本改变，即在目前的考古学证据意义认定理论的水平上，我们还无法确定某些种类的人类早期生活物质遗存与当时存在的社会政治制度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比如被许多学者看重的大型公共建筑(包括祭坛、城墙等等)、金属器具、文字(或原始刻画符号)等遗存，能否作为国家存在的绝对证据，还需要通盘研究。因为现代的人类早期政治组织演进理论告诉我们，人类在国家出现以前在物质能力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往往是超出人们原先的估计和认识的。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关系，能够直接标示其存在的、有确定效力的物质证据或许只能是诸如反映官署存在的官印及官署文件、文书等等。这些当然目前在陶寺、良渚遗址中都未能发现。因此国家关系存在的直接证据是缺乏的，而两地在当时实际存在的是某种较发达的前国家复杂社会和政治形态的可能性目前还不能完全排除。笔者认为最终结论将取决于资料和理论两方面工作的新进展。 (三)对酋邦概念及相关理论的含义及其对于中国个案的适用性，应作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全面的阐释。国内研究在援用酋邦概念解释中国国家起源问题方面是有重要成果的。但学者们对这一概念和理论在中国个案研究中作用的认识尚不尽一致。其中有很多是同目前因有关研究不够而导致的误解有关。酋邦概念尽管是由人类学提出的，其本身的学术史背景又较为复杂，而且其对于特定历史学个案的适用性也是有条件的，但它毕竟正确揭示了人类早期政治组织演进中的一些现象，至少补充或修正了以往某些理论模型的缺失，对于说明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的许多敏感问题有很好的说明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到中国前国家时期政治和社会发展可能达到的真实高度和局限性，以及看到古代人群的具体政治行为与国家制度形成之间的关系等。我认为对这个概念和相关理论还是要充分重视。迄今国内对酋邦理论的研究其实还在很低的水平上，而如果有关研究得以加强，相信对其作用的认识会进一步加深。 在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理论研究中，还有一些问题，如中国最早国家形成的历史性条件、中国各区域国家化进程的关系与比较、中国前国家时期社会成员构成特点、中国古代国家专制主义特征的起源等等，都需作深入研究。根据中国国家起源研究自身的要求确定研究的突破口，是研究中国国家起源理论的正确策略。经过对以往研究得失的冷静反思，中国国家起源研究应该会推进到取得更重要成果的新阶段。 附识：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第五期)“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J5106)的资助，谨致谢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