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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社会史，是指19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近些年来，在社会史研究勃兴的潮流中，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愈来愈多的学人把空间维度放在其学术视野的首要地位，认为地方史在社会史研究中最为重要，以至于出现了“以甲村为中心的考察”、“以乙县为例”、“某某制度在丙地”等以地域界分为特征的论文写作模式。这一模式已经生产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成果中占比较大的一个集群。这类学术成果的累积，虽然“还原”了局部的或地方的“原貌”，告诉读者一个好听的故事，在形式上看似秉持了历史学乃至社会学研究的传统路数，但在这种学术理念指导下所暴露出的思想的缺位，则是误导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方向、影响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质量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必须进行深刻反思。 “村庄故事”不能“堆积出”一个中国 当前，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中将研究对象地方化或区域化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几乎成为主流范式。这种情况一开始时很让人振奋，似乎它“告别”了以往学界的空疏学风。通过发掘一个地方的档案史料进行微观研究，证明国家某一政策在地方的贯彻实施，这是非常可行的，因为国家政策在各地方的具体实践与实际效果之间经常存在着同一性。 但就这种研究范式在学界的演绎现状而言，它在讲述一个个“村庄故事”的背后，蕴含着如下几种比较常见的情况。一是通过发掘地方多样化的史料，力图丰富或深化原有的历史认识；二是通过发掘某些特殊性或非典型性的地方史料，力图修改或颠覆原有的历史认识；三是用一些地方材料去还原国家政策实施的过程，这种传统的“政策—效果”模式，并没有提供新的历史认识。 由于对村庄田野考察的极端重视，以往被忽略或者不被视为史料的东西也被发掘出来，这对史学研究来讲是件好事。但现在出现的一个共同问题是，迄今为止，“村庄故事”数量上的显著增长，并没有带来历史认识与理论建构上的实质性进步，我们还很难看到在微观史研究基础上整合出的宏观史研究成果。有学者认为，现在还发掘得不够，发掘的数量多了，大历史自然而成。然而，笔者的质疑是，“村庄故事”的数量组合能不能“堆积出”一个中国？这种质问对研究方法而言显然是有意义的。因为非国家的微观社会视角，如果没有从更大范围内的视野提供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仅停留于“村庄故事”阶段，再多的“村庄故事”也构不成国家的整体图景。换言之，再多的硕士、博士论文选择村庄作为研究对象，对于形成当代中国社会的大历史，依然只能停留在丰富资料阶段，并不能据此推导出当代中国社会史精神风貌的本质特征来。 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生命力源于思想而非“故事” 中国当代社会变迁加速，制度演绎繁复递进，形式上包罗万象，令人眼花缭乱。站在今日回望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历程，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是，这一轨迹进化的趋势是非常清晰的，其所蕴含的党和国家的社会治理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这种历史本体无疑给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开列了研究目录，划分了学术研究的理性边界，这一目录和边界不是其他，正是思想本身。这里的思想既包括党和国家在特定时段和特定制度中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思想，也包括研究者本人的主体认识和主体思想，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研究者主体思想与社会发展本体治理思想的契合性和适应性。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来说，包罗万象的社会生活散落各处，哪些事实才能反映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本质，哪些事实能够揭示那个时代社会发展的规律，揭示这些标准才是史学家治史的责任和担当，而不是仅仅收罗一些新材料，然后编排出一个新版故事这么简单。史学工作者在发掘史料时，要超越“矿工”的境界，在挖掘“原料”时应当坚持总括的方法，信守因果关系的概念框架，努力揭示不同“原料”的关联。社会史研究主要是专注于社会生活层面而进行的，虽然社会生活轨迹呈现千头万绪的多种面相，沉积下来的可供史学家进行研究的事实也纷繁驳杂，但社会史研究要明确，是人在生活中推进了历史，而不是为了推进历史才生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