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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学生运动后，此前并不出名的梁漱溟，因拈出东西文化问题，而“暴得大名”。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广，文化，特别是东西文化，成为当时读书人心目中最为关注的问题。 什么是“梁漱溟之问”，“梁漱溟之问”的时代背景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1921年出版后，立即引起思想界的注意，反响非常热烈。从当时关注的程度看，其影响不低于稍早出现的梁启超之《欧游心影录》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后来回忆，梁漱溟的讲演，“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因为“他所讲的问题，是当时一部分人的心中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当时一般人心中的问题”。 梁漱溟抓住了什么问题，或他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简略地概括“梁漱溟之问”，就是：在西方文化已成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日渐边缘的中国文化如何“翻身”？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研究东西文化，针对的就是“中国民族今日所处之地位”这一根本问题。而这完全是个文化问题，应寻求文化的解决。 借用康有为的典型表述，中国在近代从“独立一统之世”被迫走入了“万国并立之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读书人对“世界”的认知，从来充满了想象和憧憬、无奈与徘徊，始终以紧张、矛盾为特色，可以说是“万解并立”，从未真正达成共识。因此，在中国读书人说到“世界”时，心里想的可能是“西方”。尤其他们想要进入的那个“世界”，所指的基本就是“西方”。 而“梁漱溟之问”一个相对临近的时代背景则是，民初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相对宽松，尽管不少读书人的忧患意识仍较强，但与甲午后迫在眉睫的“亡国”忧虑相比，当时中国的外患不特别明显，因而更有深入思考的余地。 局势的相对宽松是一个不小的时代转变，梁漱溟自己就说，“从前我们有亡国灭种的忧虑，此刻似乎情势不是那样，而旧时富强的思想也可不作”，因此可以有更长远的思考。对于以“天下士”自居的读书人来说，少了“近忧”，自然更多“远虑”。正如研究梁漱溟的专家艾恺所指出的：人们一直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要关心的是中国深刻的文化危机。但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面对的是人类的普遍问题，而不是他们自己特殊时期的处境。这种选择精神，更多地是在感情上与人类存在的意义这个永恒问题相联系，而不是与他们的生存环境这个直接问题相联系。在艾恺眼里，梁漱溟就是这样的天下士。但由于西潮冲击后“天下”已兼具“世界”与“中国”两重意义，他又并非完全超越的天下士，而是“把自己对人类的普遍问题的关心和对中国现时特殊情况的忧虑联系在一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候的不少人，就基本处于这样的状态中。像胡适和梁漱溟这一代人（梁漱溟比胡适小两岁），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就目睹了好几项以千年计的根本转变，其感触非比寻常，思虑也当更高远。同时，欧洲大战带来的世界巨变使相当一些西方人也开始反省他们的文明或文化。这些重要的内外背景，都使新文化运动那一代人容易去思考更基本的问题——从人类社会到中国自己的基本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