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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同时代人，大多认同“梁漱溟之问”的时代意义 很多梁漱溟的同时代人，尽管思想或文化立场不同，但都承认“梁漱溟之问”的时代意义。张君劢当时说，以前大家都想要学欧洲，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自己对其文化也有反省的意思。“欧洲文化既陷于危机，则中国今后新文化之方针应该如何呢？默守旧文化呢？还是将欧洲文化之经过之老文章抄一遍再说呢？”他自己常常在想这个问题，恰看到梁漱溟新著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现“全书即是讨论此问题”。章士钊也承认：“梁君发策，分别若干问，详察东西文化存亡分合之度，其事叶于英语所称Time-honoured，刻不容缓。” 张君劢和章士钊都曾和梁漱溟一起被划入所谓的“东方文化”派，其实他们不甚赞同梁漱溟的观念，尤其张君劢还进行了较为严厉的驳斥。他们的共同承认，表明梁漱溟的确说出了一些人想说的话，或提出了一些人正在思考的问题，也就是提出了具有时代性的问题。 瞿秋白同样强调梁漱溟提出的“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在他看来，“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但一些“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面对这一在中国思想史上有极大价值的问题，他“愿意来试一试，做第一步的根本的研究”。 类似要来“试一试”的参与感其他人也有，文化立场与瞿秋白颇不一样的景昌极，就对梁漱溟的书说了不少无的放矢、可说可不说的话。没什么可说也要来说，最可显示这题目本身的重要。 后来贺麟总结说，梁漱溟郑重提出东西文化问题，“在当时全盘西化、许多人宣言立誓不读线装书、打倒孔家店的新思潮澎湃的环境下，大家对于中国文化根本失掉信心。他所提出的问题，确是当时的迫切问题”。贺先生的文化立场又不同，他同样看重此问题的“当时”意义。 而严既澄则以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一部“推测未来的大著”。窃以为严既澄所见不差。“未来”在近代中国对读书人有特别的吸引力，从梁漱溟的演讲和书中的论述可知，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确实是从新派一边开始的。这本书想要推测的，其实就是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未来。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案，表现出显著的面向未来倾向。 中国以及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地位，尤其是未来在世界的可能地位，的确是那个时代（以及后来和现在）很多读书人都在思考的大问题。那时的思想界对中国已成为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清楚的认识，《青年杂志》1卷1号的《社告》就特别指出：“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故中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 这一百年之前的提醒，并未过时，仿佛在说现在。我们今天的一举一措，仍有世界关系，仍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从19世纪开始，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说，资产阶级便“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并“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梁漱溟不一定读过这段话，但他也清楚地认识到，那时西方文化成了世界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渐处边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