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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们仍然没有解决中西文化的“优劣”或“生死”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钱穆所说：“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尽管梁漱溟曾强调他讨论的不是什么“东西文化的异同优劣”，而是东方文化的生死，即“在这西方化的世界，已经临到绝地的东方文化究竟废绝不废绝”的问题，但大体上，他所探讨的和钱穆所说的是一个问题。 钱先生所说的“全中国人”是泛指，比较起来，冯友兰的描述更有分寸——这个问题萦绕于心怀的，既是“当时一般人心”，恐怕更多是“当时一部分人”，也就是那些隐隐以“天下士”为自定位的中国读书人。其他人或许分享、或许未分享读书人的忧虑。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在几代读书人心目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梁漱溟的确提出了一个时代性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个问题现在也仍然围困住很多中国人。前些年有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后来又有一本书叫《中国不高兴》，以及前段时间又在讨论什么地方的价值观念可以进入我们的课堂，等等，都表明我们仍然没有解决中西文化的“优劣”或“生死”问题（“生死博弈”便是今人论及此事仍在使用的词语）。 既然梁漱溟提出的问题迄今为止还在围困我们，则其所提问题的意义今天依然存在。或可以说，梁漱溟提出的不止是一个时代的问题，还是一个跨越时代的问题。当然，这还取决于我们怎样理解“时代”及其问题。 李文森曾说，梁启超一生欲将中西拉平的诉求，其实是在回答一个他的前辈和后辈都同样在关怀也在回答的问题。几代人关怀思虑相通，具有“同时代性”，可谓“同时代人”。因此，通过梁启超个人的思想历程，可以看到整个“近现代中国的思想”。按照这一思路，如果我们今天仍在讨论和因应类似的问题，说明我们和梁漱溟他们仍然同处一个时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但很多人会觉得时代已经大变，今天的中国已不是当年的中国，今天的世界也不同于当年的世界了。且不说政治权势的转移，即使仅就信息的交通言，我们已进入所谓的“互联网时代”，已出现“信息爆炸”的新现象。这的确已是一个大不一样的时代。但若回到根本，有些问题本身就是跨时代的。我们对自己、对人类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这些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和前人依然相同。相较而言，东西文化问题的延续性，还显得次要一点。不过，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而不是排斥、彼此共处而不是仇恨，又是一个紧迫的世界问题。 （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