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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区域社会史不是在20世纪90年代横空出世，而是在80年代甚至更早就已经萌芽生长，其中最重要的源头是社会经济史领域的区域性研究。区域性研究汇入蓬勃发展的社会史潮流之中，两者相互激荡、相互启发，在90年代中期催生了有别于地方史的区域社会史概念，不仅扩大了研究范围，而且获得了新的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者在区域社会史与地方史、整体史的关系上进行了诸多有价值的理论探索，或主以区域重构整体史，或主以整体区隔地方史。这两种取向都不能忘怀于整体史。以区域重构整体史，有助于解决宏大叙事之不足。以整体区隔地方史有利于解决研究的碎化、提升研究的对话空间。探寻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术定位体现了学界重新书写整体史的强烈愿望。 关键词：区域社会史 地方史 整体史 最近三十年，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风生水起，不仅在社会史学界炙手可热，其影响力甚至逐渐超出了史学界。学界涉及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评述文章已有数篇，[①]对区域社会史研究兴起的原因，区域社会史的内涵及区域划分标准，整体史、地方史与区域社会史的关系均有所论述，增进了对区域社会史的认识。然而，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在学术脉络中如何蜿蜒前行，它又是如何以整体史、地方史为参照来实现学术定位，均有深入探讨的空间。中国区域社会史兴起的流脉仍有不够清晰之处，不少文章探讨的时段侧重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其实80年代社会经济史等领域的区域性研究、地方史研究与90年代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之间有内在承续性，纳入同一脉络进行分析才能准确寻找到传承与创新。区域社会史与整体史、地方史的关系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重点问题，一些学者提出了从整体史到区域社会史、从地方史到区域社会史等看法，区域社会史与整体史、地方史之间似乎发生了离异或断裂。这种对不同时期学术研究之间起承转合关系的观察是有一定片面性的。本文以中国社会史学界既有的理论探索和论述为对象，追溯中国区域社会史兴起的过程与原委，重新检讨区域社会史与整体史、地方史的关系，以期深入理解区域社会史及其在推动历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和限度。 一、从区域性研究到区域社会史 何为“社会史”在学界存在几种不同意见，关于区域社会史的内涵也有不同的看法。行龙等先生认为，对区域社会史的学科定位大致形成两种意见：一种观点主张区域社会史是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另一种观点认为区域社会史是一种研究视角或方法。[②]戴一峰先生指出，大陆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区域史观：一种是方法论取向的，即将区域史研究视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或研究取向；另一种是范畴论取向的，即将区域史研究视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新兴学科或学科分支。范畴论者大多直接或间接从地理学、区域学或区域经济学汲取理论养分，均主张区域范围应有明确界定（但并非固定不变的），并应对划分的依据和标准给予充分说明。而持方法论者则大多汲取历史人类学养分，强调区域的无界和流动。[③]行龙和戴一峰等学者的观察反映了目前社会史学界的基本共识，区域社会史大体呈现分支说和视角说两种研究取向。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实践中，分支说取向的论著居多，但理论反思方面则以围绕研究视角、方法而展开的探讨最为活跃。本文将侧重分析作为研究视角的区域社会史，在理论方法等方面有哪些重要的思考和探索。 要深入理解区域社会史，除了从内涵、特征等方面分析区域社会史，还须将其置于相关学术流脉中进行定位。 中国古代地方志书较为发达，它主要是记载地方上各方面情况的资料性文献。区域社会史则属于现代学术研究，它基于地方史、区域性研究与社会史相结合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民国时期，地方史研究得到初步发展，如彭子明先生的《台湾近世史》，傅斯年先生的《东北史纲》，金毓黻先生的《东北通史》等。[④]另外，也不乏区域性的专史研究，如冀朝鼎先生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等。[⑤]20世纪50至70年代，地方史研究方面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80年代后，中国地方史、区域史研究得到空前的发展。直至90年代之前，区域性研究与社会经济史等领域相结合取得的成果较为突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逐步兴起。90年代之前已经取得不少成绩。如梁嘉彬先生对广东十三行的研究，傅衣凌先生对福建农村经济和徽商、江南市镇的研究，全汉升先生对各地粮食价格变动等问题的研究，洪焕椿先生对浙江地方史、尤其是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叶显恩先生对徽州、广东等地的商业、商人、宗法结构和佃仆制度的探索，章有义先生对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的研究，从翰香先生对华北农业和农村社会的研究，吴天颖先生对四川井盐的探索，罗仑先生对山东地主经济结构的研究等。[⑥]90年代之后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坚力量的学者，在80年代已经纷纷投身社会经济史等领域的区域性研究，并开始崭露头角。除了学者个人的实证研究，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学者们开始倡导进行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如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中山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特点及其发展道路学术讨论会”。会上，吕作燮等先生提倡运用区域性研究方法，加强区域经济史研究。他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笼统地说中国封建社会经济落后或先进并不科学，应该进行区域经济史的研究。[⑦]1987年12月在深圳举行了“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论文集），对区域社会经济研究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⑧]80年代史学界特别是社会经济史领域内已经频频使用“区域性研究”之类的词汇了。 不过，90年代中期之前，“区域社会史”作为专用名词尚很少出现在学者的论著中。在“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区域社会史”为关键词没有搜索到相应的文章。在“中国知网”上使用“区域社会史”进行全文检索，1996年前一共不足10篇文章中使用了“区域社会史”一词。较早提及“区域社会史”的是何平先生。1986年，他在第一届中国社会史会议上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可从以下八个方面入手，即制度社会史、意识社会史、物质文化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等。[⑨]1992年，蔡少卿先生提出，研究城市社会史、农村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等，就可加深对社会历史不同方面的认识。[⑩]1993年，乔志强先生指出，加强区域社会史研究，对当前社会发展中战略方针的制定是有借鉴意义的。[11]另有两篇书评中使用了“区域社会史”，《辛亥革命与四川社会》被认为是从区域社会史去探讨辛亥革命史，[12]《跨出封闭的世界一一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的研究(1644—1911)》被定性为是一部区域社会史著作。[13]虽然一些文章开始使用“区域社会史”一词，但并没有对其内涵进行详细阐释。1997年开始，使用“区域社会史”的论文明显增多，“区域社会史”的丰富内涵逐渐被清晰揭示出来。 在90年代以前，国家制定的“六五”、“七五”社会科学规划中，都把开展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作为重点方向。在90年代以来，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开始逐渐取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成为研究的重点。“八五”期间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的区域研究已开始由社会经济史向社会史转移，重要的项目有华北和华南的农村社会研究，社会史的研究取向是明显的。“九五”规划更把区域社会比较作为课题指南的重点，是典型的区域社会史题目。[14] 1994年8月，在西安召开了中国社会史学会第5届年会暨“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的国际学术会议，“地域社会”成为社会史学界的重要议题。1996年的重庆年会将“区域社会比较”作为会议主题。这些都表明社会史学界对区域社会史的关注。有关的中小型会议也不断召开，如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中山大学历史系等单位为核心的华南研究团队举办了多次华南地域研究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从这些会议的主题不难看出区域社会史在社会史研究中的突出地位。 1990年代之后，区域社会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如魏宏运、朱德新、苑书义、乔志强、行龙、张利民、郑起东、赵世瑜等学者出版了华北区域社会史研究方面的论著。江南史的开拓者为傅衣凌、洪焕椿等，徐新吾、段本洛、邹逸麟、樊树志、王家范、蒋兆成、李伯重、唐力行、范金民、钱杭、承载、王卫平、吴建华、朱小田、马俊亚、龙登高、曹幸穗、包伟民、单强、张海英、冯贤亮、陈江、徐茂明、马学强、陈国灿、洪璞、夏维中等学者对江南社会展开了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周少泉、栾成显、阿风、唐力行、张海鹏、赵华富、卞利、王振忠、刘淼等学者对徽州展开研究，徽学成为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闽粤区域社会史研究以陈支平、郑振满、陈春声、罗一星、刘志伟等学者的成绩较为突出，其中一些学者倡导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推动了区域社会史方法创新和理论建构的发展。张建民、鲁西奇等学者对两湖地区的区域社会史展开研究，取得不少成果。王笛等学者对长江上游区域社会展开了研究。 区域社会史的新发展，不论是关注区域的整体社会史，还是以区域社会为研究空间探索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都极大地有利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向全面、整体、深入的方向发展。这使学者越来越注意将整个中国的广阔地域置于研究的视野之内，注意区域的整体研究，进而探讨传统中国社会的历史整合过程，为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体现了学者们新的问题意识。[15] 久已存在于社会经济史领域的区域性研究汇入到蓬勃发展的社会史研究潮流之中，两者相互激荡，相互融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催生出区域社会史这一学术潮流。它不仅具有更加丰富的研究内容，而且在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方面也获得了新的发展。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几乎与社会史复兴相当的时间段中，中国社会经济史学者已经注意到区域性研究成为国际性的学术潮流，并提倡进行区域性研究。明确提出这种主张，而且影响比较深远的是1987年“国际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上傅衣凌先生所致开幕词。他指出，近几十年来，社会经济史的区域性研究已成为国际性的学术潮流，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科学、哲学和社会背景。该潮流与西方科学研究出现的从一元到多元、从绝对到相对、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从精确到模糊等变化趋势，与或然性规律的认识、选择论科学思想的确定，与近代殖民体系的崩溃、出现各个国家、各个地区走向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以及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的破产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由于社会历史发展在地域上严重的不平衡性，区域性研究尤其必要。区域性研究不仅可以发现中国各地区社会发展的特殊性，而且通过对这些特殊性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说明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区域研究还可深入地方社会，广辟资料来源，避免研究工作中存在的以偏概全，内容空泛、拼凑史料等弊病。[16]会议上热烈讨论了加强研究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几个理由。[17]从傅衣凌先生的致辞到会议讨论，可以看到学者们对区域性研究兴起的原因达成了共识。如各地区的现实建设需要；国际学术和社会变迁的影响；发现中国各地区社会发展的特殊性；通过对这些特殊性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说明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有利于发掘地方史料等。 90年代之后，不少追溯区域社会史研究兴起原因的文章多沿着傅衣凌等人的思路展开分析，国际影响方面补充了较多具体的论证，而且强调中国社会史复兴的推动作用。 随着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国外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实践性成果的引进，对中国区域社会史的发展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尤以法、美、日等国学者的影响较大。70年代末，黄宗智等到中山大学访问，向叶显恩等学者介绍了年鉴学派和美国的区域史研究。[18]80年代初，中国的期刊对年鉴学派有不少介绍。黄宗智先生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柯文先生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在80年代后期已有中译本。[19]1981年，森正夫先生提出了作为方法论概念的“地域社会论”。80年代初，森正夫先生曾到复旦大学、厦门大学等单位进行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其“地域社会论”传入中国。[20] 9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史学界捕捉到区域性研究的国际学术潮流，意识到国外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成果将会对中国区域社会史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乔志强、行龙等先生主张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美国区域研究的成果在中国展开地域社会史研究。[21]常建华先生撰文介绍了森正夫等日本学者倡导的地域社会论。[22]一些大陆学者与海外学术界进行学术交流，特别是一起开展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进行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推动了中国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如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陈春声、刘志伟、郑振满等与萧凤霞、科大卫、丁荷生、陈其南等学者的合作研究。[23]有学者总结区域社会史兴起的国际因素时做了更加细致的区分，他认为，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区域史研究，受美国汉学界的影响远大于受年鉴学派的影响，美国汉学界的区域史研究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最大、最直接的，还是施坚雅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阐释的宏观区域理论。[24] 区域社会史研究兴起的原因多种多样，各种因素产生影响的时间和力度也参差不一。比如有些本土研究在不知国际学术大势的时候已经开始进行独立探索了，研究的过程中才逐渐了解到相似的国际学术趋势。总体上看，中国社会史学界对国际上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是在1990年代大量国外区域社会史书籍翻译成中文出版之后。 19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史研究开始复兴，1990年代之后社会史研究不断深入、渐成气候，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是伴随着社会史的复兴而兴起的。乔志强等学者注意到，进行地域社会史研究，冲破以行政管理区划以及用朝代断限来研究社会史的局限，以社会及其发展来确定社会史的研究空间范围和时限，可以拓展社会史的研究视角，有利于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社会史。[25]常建华、赵世瑜等学者指出，区域社会史把特定地域视为一个整体，全方位地把握它的总体发展，这既是一种整体社会史在特定区域内的研究尝试，又可以在实践中推动整体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26] 90年代之前社会经济史等领域的区域性研究和之后的“区域社会史”研究兴起的原因大致相同；它们都关注华北、江南、徽州、闽粤等区域；并涉及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社会治理等主题；两个时期研究同一区域的一些学者之间往往有师承关系；一些学者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横跨两个时期，前期发表了一些论文，后期出版了专著，成果更为丰富。80年代一些以区域性研究为名或者没打任何旗号的实证研究虽然没有使用“区域社会史”这个词，但其研究内容及方法视角完全可以归入“区域社会史”之中。社会经济史等领域的区域性研究与“区域社会史”研究之间存在直接的承续关系，应该放在同一历史脉络中加以理解。在此背景下，以90年代中期为界，发生了从社会经济史等领域的区域性研究向“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转向，一方面将区域性研究的范围从社会经济史等领域扩展到整个社会史，另一方面，提炼了“区域社会史”这个产生广泛影响的概念，其内涵阐释更为丰富、深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