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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整体区隔地方史 区域社会史从宏大叙事中挣脱出来，将视角转向地方，又将面对地方史的纠缠。1980年代，区域性研究或者区域社会史研究，与地方史研究的区隔并不明显，甚至混同一体。90年代之后，区域史与地方史相安无事的状况开始被打破，批评地方史之声不绝于耳。 直到1990年代初期，叶显恩等提倡区域性研究的学者在论著中对地方史与区域性研究并没有严格的区分，他们往往把区域性研究等同于地方史。1981年，叶显恩先生撰写《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的序言时称，该书是“地方史”研究的一个尝试。他指出，全国性的综合研究，自当以各地区的研究为基础；同样，地区的研究，也不能局促于狭窄的小天地，而必须放眼于全国历史发展的整体；在“地方史”的研究中，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40]1992年，叶显恩、陈春声等认为，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费弗尔的名著《腓力普二世与法兰西康德地区》就是一部典型的“区域性研究”著作，为巴黎大学后来的“地方史研究”作了开创性工作。[41]显然，在叶显恩等学者那里，无论是《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还是《腓力普二世与法兰西康德地区》，既是区域史著作，也可称之为地方史著作，区域史与地方史是可以混用的。 199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强调区域社会史与地方史的区别，并对地方史的缺陷展开批判。1999年，《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郑振满、刘志伟、梁洪生等区域社会史研究者的一个访谈纪要。刘志伟先生说：“我们从一开始就与单纯的地方史研究不同，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与地方史不同。地方史一般关注的是地方特色、地方的特殊性，而我们所关注的问题不是地方，是带有普遍性的东西”。[42]梁洪生先生指出，做地方史研究的学者一般存在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是从区域上先划出一个地方来，确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除此以外的其他地方就可以放在视野之外，即所谓“画地为牢”；第二，按照中国通史的传统模式，再搞出一个省际范围的东西，这就是地方史。这种地方史最大的缺陷在于，它把地方与国家脱离开来，就地方来谈地方；而且，认为地方史的功绩就在于研究地方特点、地方典型，研究那些地方独有而“别无分号”的特色。实际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43]郑振满先生认为：“我们搞的区域社会史最为关注的恰恰不是这种地方特点，而是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性的问题。对于地方特点的问题，我们所要考虑的是在大的普遍性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异”。[44] 刘志伟、郑振满、梁洪生等学者强调了区域社会史与地方史的问题意识不同，一个关注地方特点，一个关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性的问题。他们认为，地方史有两个特征，一是就地方谈地方的特点，二是通史的地方化或通史的地方版。他们对地方史的特征及其缺陷的看法在此后十几年里被学者们反复描述，地方史与区域社会史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 陈春声先生指出，许多研究成果在学术上的贡献，仍主要限于地方性资料的发现与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某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地方性知识”的描述，更多的著作，实际上只是几十年来常见的《中国通史》教科书的地方性版本。赵世瑜先生认为，当地方史的编写成为既定的国家史、甚至世界史等宏大叙事的地方版时，无论它是以省为界、以市为界还是以村为界，它就都与作为方法论的区域社会史分道扬镳了。[45]王先明先生指出，地方史、地方志虽然具有区域性，但其研究理念、视野和方法与区域史并不相同，它们不过是通史内容的“地方化”，或者通志的地方化而已。区域史也不应该是研究主题的地方化。[46]行龙先生注意到，研究者强调区域社会史不等同于地方史，区域社会史虽然限定在某一区域，但它决不是地方史，或者说通史的地方化，不是中国历史区域化投影的地方版。[47]戴一峰先生归纳了学术界对本土地方史研究的两点批判性反思：第一，本土的中国地方史研究深受中国方志学的影响，大多将地方史视为国家(或王朝)历史在地方的展开，因而使地方史处于从属、附庸的地位，甚至使地方史成为国家(王朝)历史的复制版；第二，以往本土的地方史研究秉持国家——地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忽视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与地方之间复杂多元的互动，因而无从准确把握区域历史的内在脉络。[48]张利民先生认为整体性观照要规避两种倾向。其一是通史区域化，将大通史变成了地方版。其二是区域史地方化，描述那些过去鲜为人知的地方性知识。[49]最近，陈春声先生还对区域研究作品充满了担忧。他指出，大量的区域研究作品中对某些过去较少为人注意的“地方性知识”的描述和仍旧套用常见的通史教科书写作模式，谈不上思想创造之贡献，对所谓“地方特性”的归纳，一般难免陷于学术上的“假问题”之中。这样的做法再泛滥下去，将会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水平，继续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着相当遥远的距离。[50] 对地方史一波又一波的批评声中，区域社会史完成了对地方史的区隔。首先，二者的区隔围绕区域的历史与整体史是否有关联而展开。一项研究如果直接从地方切入讨论问题，第一步要了解区域的内在脉络，对地方社会进行整体考察。很多地方史论著都在进行“地方性知识”的描述，它们的主要贡献就是这个层次的。有的问题主要是地方性的，与国家关系不大，也没有太多普遍性、规律性，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了，不仅可以增强对地方历史的理解，也让我们注意到全国历史之下，还有多样性的历史存在，其实也能增进对全国史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地方史有其存在的价值。一些学者的能力只能进行第一步，兴趣也在此，他们完成这样的工作也无可厚非。地方上的问题有的可以寻找到与国家的联系，有的可以带普遍性、规律性，因此，可以进行第二步研究工作，寻找与整体史的关系。一些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者认为，意识不到第二步，仅仅停留于第一步的研究是地方史，进行第二步研究才有可能成为区域社会史。 满足于“地方性知识”的描述使地方史研究专注地方掌故，不知有国家。其不足主要在于问题意识太小，对话的平台太小，对理解大的历史与社会问题不能作出更多贡献。正如陈春声先生所认为的那样，“作为一个学者，做任何课题，最后还是希望在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中，在学术发展的道路上，留下一些痕迹。特别是我们这些做中国史研究的人，做中国社会和文化研究的人，总是希望我们这样的研究，最终对整个中国历史的重新建构或者重新理解，会有一些帮助。同时，我们也希望在辛辛苦苦做了那么多的研究之后，这样的工作可能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主流，可以有一些对话，可以参与到一个更大的学术共同体的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去。”[51]有志向、有能力在更大平台对话的学者，研究视野超越地方似为其职责和使命。 其次，区域社会史与地方史的区隔在于区域的历史与整体史到底怎样进行关联。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者不仅把不关注整体史的那部分论著划归地方史，而且把另一部分虽关注整体史，但仅仅为通史、国家史教科书翻版的论著也列为地方史。作为通史、国家史教科书翻版的地方史，其缺陷主要在于没有凸显地方的主体性，不能体现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互动，不能通过地方来增进对通史复杂性的理解。这样的地方史对全国史的理解没有太多新贡献，自然在批判之列。作为通史、国家史教科书翻版的地方史也可能导致本土性知识的流失。程美宝指出，中国地方史的叙述，长期被置于一个以抽象的中国为中心的框架内，也是导致许多具有本土性的知识点点滴滴地流失，或至少被忽略或曲解的原因。[52] 从地方的角度寻找到与全国史的描述一样或者不一样的内容，讨论在大的普遍性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与不变，分析地方的点滴变化如何积累而创造新的制度，无疑会丰富全国史和地方史的复杂面相，对历史的理解将更加有新意。近代中国，国家治理的触角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没有国家在场的地方史领域越来越少。区域社会史更要警惕的是地方史变成通史翻版，更应重视在古今中外的视野下讨论地域社会利用国家资源的空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区域社会与国家转型互动的途径和方式又有哪些演变。 区域社会史关注区域历史与整体史有联系的部分，通过二者的互动丰富对整体史的理解，把那些与整体史无关，以及虽有关联但仅仅是通史、国家史教科书翻版的内容划归地方史，于是在整体性上实现了与地方史的区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