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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史学批评范畴是史家在史学批评活动中不断认识和逐渐积累的思想成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的生成也是这样，它经由两个路径，形成了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前人先提出一些概念或观念，经后世史家不断阐发，使其内涵逐渐丰富，并趋于稳定，而成为范畴；另一种是后人对前人提出的某些观念，加以综合、概括，使其内涵明确，而成为范畴。 关 键 词：古代史学批评 才学识 直书 曲笔 史法 史意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2JJD770010)。 作者简介：宋馥香，闽江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和中国史学史研究，福建 福州 350000 近二十年来，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研究，逐渐受到史学界的关注，而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的探讨，尤为一些研究者所重视，①这不仅有益于从深层上推进相关研究，而且也会对史学理论建设产生积极影响。 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的历史来看，范畴不仅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而且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生成的路径及类型，有助于从事物发展规律上提升对范畴的认识。 纵观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生成的过程，史学批评范畴的形成大致经由两种路径，由此形成了两种类型。一种是前人提出的某一概念或观念，经后世史家不断阐发，使其内涵逐渐丰富并趋于稳定，而成为史家的共识；另一种是后人对前人提出的某些观念，加以总结和概括，使其内涵明确，成为人们的共识。简言之，前者是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后者是概括和提升的过程。下面就以具体范畴为例，通过对其生成路径的分析，揭示范畴生成的过程及类型。 一、连续探讨与不断丰富内涵的路径 范畴是对客观事物普遍本质的概括和反映。中国古代史家在反思史学活动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些概念或观念，经后人丰富与完善，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运用，并成为人们阐述史学某些特定问题的范畴。 例如，揭示史书要素和反映史家修养的范畴，就是遵循着连续探讨与不断丰富内涵这一路径形成的，体现了范畴形成的这一规律性现象。 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较早提到史书构成要素的是思想家孟子，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②将事、文、义三者视为史书构成的要素，即史实、史文和史义三位一体，构成史书。 此后，史家不断对这些要素进行阐发和完善，使其内涵不断丰富，并逐渐趋于稳定。在这一过程中，宋人吴缜和清人章学诚的阐发尤为重要。吴缜在事、文、义的基础上，阐述道： 有是事而如是书，斯为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为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③ 这段文字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提出了“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历史撰述的要素，并对“事实”作出了比较清晰地界定，即“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意思是说，客观发生的事情，被史家“如是”地按其本身的面貌记载下来，这就是“事实”，或者说这就是历史事实。这里的“事实”既不是单指客观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单指人们主观的记载，而是指客观历史过程和主观记载的统一。④二是发展了前人提出的事、文、义的命题。“事实”“褒贬”与孟子说的“事”“义”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在孟子那里，“义”是第一位重要的，故他引用孔子的话加以强调；而在吴缜这里，“事实”是第一位重要的。其“文采”包含着对“史文”的审美要求，这是在孟子所说之“文”的基础上，对史文作了更加明确的表述。三是对三要素作出有逻辑的排列，以范畴的形式提出了在首重事实的基础上，重视价值判断和文字表述审美要求的新认识，使这组范畴成为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理论形态。吴缜是在批评欧阳修等所撰《新唐书》时提出上述作史三原则的，从而把历史撰述的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章学诚对事、文、义的阐发，主要体现在对三者顺序的认识上，强调了“义”的地位。他指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⑤在这里，章学诚不是简单地表明尊重孔子、孟子的说法，强调“义”的重要，它的理论贡献在于用“所贵”“所具”“所凭”把义、事、文三者紧密联系在一个范畴体系中，且不能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从而成为一个明确的、严密的历史撰述的理论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吴缜与章学诚对孟子所言事、文、义的阐说有所不同：前者强调史学求真的本质，后者强调历史思想和撰史旨趣。可以说，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事、文、义。 再如，同事、文、义发展路径相近的是“史才三长”的理念，即才、学、识的提出及其发展路径。唐代史学批评家刘知幾在回答他人提出的历史上为何“文士”多而“史才”少的问题时，提出了才、学、识这一组命题，他说： 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⑥ 刘知幾将史家应具备的修养概括为“才”“学”“识”，他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三者的具体涵义，只是作了象征性的比喻，但从他对三者关系的论述，不难理解其内涵，即“才”是指史家驾驭文献、选择和运用体裁、体例及其文字表述的能力。“学”指的是包括文献、社会和自然等与历史撰述有关的知识。“识”则是指史家的识见，而“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精神，既是“识”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涉及史家的品德修养。⑦ 刘知幾之后，关于才、学、识“史才三长”的命题，常为人们所引用。有的学人还补充以“胆”、补充以“力”等。尤为重要的是，清人章学诚在才、学、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史德”，对前者予以补充和提升。所谓“史德”，其内涵除以往史家论及的正直、善恶必书等关乎道德修养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论及天人关系，即“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⑧这里的“人”与“天”，是他对历史认识主、客体的具体表达，即“人者何？聪明才力，分于形气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于自然之公者也”⑨。他深知“尽其天”之不易，所以他说：“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⑩在他看来，撰史者虽然不可能完全脱离主观意志，但在主观上应有这样的自觉。章学诚将“史德”提升到关乎史学活动中主、客体关系的层面。 近人梁启超赞同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说，也赞同章学诚以“史德”驾驭才、学、识的观点，他在综合这些概念含义的基础上，对其顺序作了重新调整，形成了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这一史家修养的范畴体系。(11)其后，史学界普遍采用这四项指标来衡准史家，史家也自觉地将其作为自身职业操守和专业学养的最高目标。 从刘知幾提出才、学、识，到章学诚补充为德、才、学、识，再到梁启超调整为德、学、识、才，经过千余年的发展，这一组范畴达到了它的最高境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