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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种路径的辨证关系 上文论述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生成的过程及其类型，只是几个例证。随着对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研究者自会提出更多的实例，以证这两种范畴类型的生成过程。当然，这两种范畴类型也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其间绝无截然划分的界限。 从范畴本身来说，如刘知幾首次提出才、学、识“史才三长”论，但他不能没有对前人思想资料的继承。在此之前，论“史才”的学人甚多，如司马迁评价孔子的《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39)，说的就是孔子在史文表达方面所具有的才能。班固评价司马迁的《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40)。其中，“善序事理”指的是司马迁所总结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弊通变”之理(41)。“辨而不华，质而不俚”说的是其叙事平实、准确，文与质相得益彰。而“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指的又是他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的态度与撰史的原则。事实上，这些评价已经涉及了史家的识与才。世人称赞荀悦“辞约事详，论辩多美”(42)，赞扬的则是其才与识。西晋史家华峤被誉为“博闻多识，属书典实，有良史之志”(43)，其评价的重点在于其卓越的历史见识。时人称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44)，说的主要是史才问题，即史文表述的能力。由此可见，以上诸家评史，事实上已经涉及才、学、识三个方面，只是还没有对其所论内容作进一步的提炼，并同时把才、学、识联在一起作为一组范畴体系提出来罢了。刘知幾才、学、识的提出，又经后人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而达到新的境界。可见，这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 从史家自身来说，刘知幾在才、学、识问题上，既是首倡者，又不断被后人所超越，而他提出的“直书”与“曲笔”，又是对前人的一种超越。章学诚因“史法”“史意”的提出超越了前人，但他以德、才、学、识之论虽超越了刘知幾，却又为梁启超所超越，这也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 进而言之，学术发展是无止境的，即使像吴缜所提出的事实、褒贬、文采这一范畴体系，很接近近代以来人们的认识，但对事实的界定和斟酌，对褒贬的标准和尺度，也还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即仍存在可以超越的空间。至于章学诚说的史法和史意，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不止是作史方法，而是史家的历史观及其作史旨趣。其中，也有许多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梁启超强调的德、学、识、才的逻辑体系，从根本上说，也不能脱离历史理论、方法论和价值判断的标准而抽象的存在，也是要置于当今学术环境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从这个意义说，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怎样为现今的中国史学批评及其相关范畴的生成提供参考和借鉴，则是一个引人入胜而又十分艰难的研究领域。 以上讨论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形成的两种主要类型及其辩证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今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范畴类型被提出来加以讨论，这是该领域的研究者们所期待的。仅就本文所论及的内容看，不论是历代史家对有关概念或观念连续探讨和不断发展而成的范畴，还是对前人的观念进行综合、概括而成的范畴，它们都是史学批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史家在史学批评活动中不断认识和逐渐积累的思想成果。因此，研究这些范畴生成的路径及类型，不仅对史学批评范畴本身的深入研究是有益的，而且也可以更加清晰地展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形成的过程及其发展的轨迹，从而为人们认识其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评价其发展水平，总结其生成特点，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范畴，是中国史学得以继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文化之根和精神之源。从发生学的角度去探讨它形成的机理、内在结构和文化内涵，对其形成的规律作出合理的解释，无疑是推进史学批评范畴的深入研究所必需的，亦当成为史学批评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