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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晚清“新史学”的超越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结果，但也具有本土的学术根脉与源流。 晚清“新史学”构成产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背景。它是建立在批判和超越传统旧史学基础上的一种全新的史学样式，是旧民主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史学所取得的最高成果，在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新史学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奠定了逻辑的起点和学术的基础。有了“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就可以直接超越旧史学，在资产阶级所建立的学术与思想起点上，实现更高程度的超越。 第一，“新史学”已经具备晚清时期最完备的世界眼光，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世界统一性和规律性的特征相衔接。他们改变了两千多年来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念，开始将中国视为世界的一部分，最早开创了中国近代的世界史研究。在史学观念上，中国与世界无法再分离。这种全球性和世界化的眼光，是史学观念的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致。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立足于全球化和具有世界性目光的史学。 第二，“新史学”是以“经世”为价值取向的致用史学，是与时代脉搏息息相关的实践性史学，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性与革命性品格相衔接。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经世致用、应时而起、将历史与现实打通的史学。 第三，“新史学”家所遵奉的进化史观，虽然与唯物史观具有本质区别，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信人类进步、追求人类进步、构建历史分阶段演进模式的属性相衔接。当然，新史学家们对进化史观的态度并不一致，进化史观本身也颇多缺陷(如单线一元性、简单化等)，但总体看，进化史观以进化、进步的理念为前提，与唯物史观具有一致性。 第四，“新史学”对封建旧史学所展开的猛烈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具有的批判性的品格相衔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封建史学日益没落和边缘化的基础上使其愈加没落和边缘化，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向不可逆转的基础上使其继续前行，实现超越。 第五，“新史学”家“伸民权”“写民史”“去君史”等鼓动史学通俗化、强调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一系列主张和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人民群众历史作用、打破王朝体系、以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治史的特性相衔接。 总之，“新史学”实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孕育阶段，是学术传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清扫了道路，做了逻辑的、思想的以及学术资料上的准备。正因如此，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大都对新史学予以积极评价。 但是，“新史学”无法自发地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归根到底，它是一种唯心主义史学，还是一种形式主义史学，思想源流庞杂而多元，许多见解也偏激而错谬。它“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对历史主体背后的诸多“奥秘”，只能触及，无法揭示。这样，它非但不能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且还会与马克思主义日行日远，愈加背离。因此，辛亥之后，“新史学”很快落在了时代后面。“新史学”被更新形态与样式的史学所代替，也就成为必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