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血脉相通 1927年7月国民革命运动的失败，是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民国历史的拐点，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同样如此。 革命失败带来一个思想成果，就是迫使人们追问：到底应当怎样认识中国社会？共产主义运动到底在中国适合不适合？这样，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等问题，不但没有因大革命失败而消歇，反而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摆在人们面前。思考的工具，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当时中国进步知识界所采用的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形成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⑥共产国际不仅“教”中国人怎样革命，而且“教”中国人怎样思想。前者立足于实践，后者立足于理论。理论指导实践，实践践行理论。国民革命中，中国人树立了从社会性质说明社会革命的思维路径。大革命的失败倒逼人们追问，为什么依据社会性质而发动的革命会失败？这就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具有天然的血缘关系。 遵循同样的思想方法，得出的结论未必一致。思维一旦与实际材料相结合，必然在结论上表现出丰富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它的幼年时期，就肩负起了回答中国社会性质这一重大命题的历史任务，而指导它回答这一问题的老师们，意见也不一致。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列宁原有论述。列宁认为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国家，但封建宗法关系占很大优势。在列宁这一基本论断指导下，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但国民革命的失败表明，“中国社会性质”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列宁论断的基础上继续开掘。因此，在莫斯科，由对中国时局走向的判断分歧，扩大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定性分歧。 当时，在莫斯科形成两大观点。这两大观点，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也是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逻辑内在理路的重要线索。 一派观点以托洛茨基、拉狄克为代表。认为中国虽然既有“半殖民地”性，又有“半封建”性，却是资本主义关系压倒一切。在资本主义关系主导下，革命的基本任务除反帝反封建外，还包括反资产阶级。因此，应在反帝反封建的过程中进行阶级斗争，推翻国民党，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托派的口号是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这套观点经中国托派分子们发挥，得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⑦ 另一派观点以布哈林、斯大林为代表。认为中国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性，但封建势力占绝对优势，基本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阶级联盟。所以，国共两党共同反帝的民族斗争是第一位的。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军阀)密切关联，故反帝的同时要反封建。中国革命属于民主革命范畴，不存在反资产阶级的问题。 上述两大观点，概括地说，前者属于“不断革命论”，后者属于“革命阶段论”。 这种争论，显然都深化了对中国国情的认识。⑧不了解这场交锋的来龙去脉，无法通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逻辑。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过程，要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事实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一些命题，其来源或直接或间接地与批判托洛茨基派观点相关，也与共产国际及苏联学者的相关争论相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