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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国特色的科学学术形态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是一门深刻严谨的科学，而且是中国史学产生以来最深刻最科学的史学形态。革命性、实践性、时代性、使命感的特性，非但没有使其丧失学科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反而使其科学性与真理性经受实践检验，得到实践证明。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险恶的逆境中发展起来的。如果说其他史学形态只需接受思想与文本的验证，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则还经受了实践的检验。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高于其他史学形态、达到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科学境界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民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反而成为了“时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了学术前台。对这种“奇怪”的现象，一些人视之为20世纪30年代的“谜”。其实，这个“谜”恰好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是“管用”的学问。 分析社会、历史及政治问题，唯有马克思主义最能洞彻实质。特别是解答最现实最急迫的社会性质问题，不借助马克思主义，就连最基本的话语概念都建构不起来。所以，马克思主义依靠其无从替代的科学性与深刻性，虽遭政治围堵，却能在整个社会和思想理论界，占据势不可挡的气势和地位。当时许多人可能不信仰、不使用乃至悬置、排斥或痛恨唯物史观，但一涉足社会历史领域，便只有运用唯物史观的人才有发言权，才能相对地把问题讲透彻。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所以它不但不因共产主义运动的受挫而减弱，反而变得愈加坚毅和深沉。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讨论的问题看，它在中国近代以来各种政治思潮、社会思潮、文化思潮、思想流派当中，是最深刻的。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够在逆境中立住脚、赢得人心的根本原因。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 参加论战的人士，共有四派。代表中国共产党观点的一派，即“新思潮派”。中国托派、代表国民党改组派的“新生命”派，以及代表自由马克思主义者立场的“读书杂志派”。四派之外，胡适等资产阶级自由派学者对论战采取挖苦讽刺的态度，也发表若干言论，遭到四派一致批判。但胡适一系的影响非常深远。迄今海内外诸多对中国社会形态问题持所谓“悬置”或批判立场的观点，大都可溯源于胡适。陶希圣与胡适后来投靠了蒋介石。蒋介石对中国社会属性的看法，虽多来自陶希圣，但也掺杂有胡适的影子。 上述四大派别之所以能够“论战”起来，在于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即至少口头上都声称自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至于他们当中某些人是否真的信奉唯物史观，在多大程度和怎样的层面上、怎样的时间段内信奉唯物史观，则需具体辨析。 这个现象本身就耐人寻味。为什么骨子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或者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却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声称自己遵奉唯物史观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可代替的唯一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论战者之间具有不容置疑的深刻性、真理性与权威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属性，使得陶希圣这种痛恨阶级斗争理论的人，也不能不羞答答地运用辩证唯物史观。他们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在社会史论战中就连发言权都不会得到。 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基本问题，是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逻辑延展，蕴含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根据和逻辑秩序。只有解决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确定，才能既有历史根据，又在逻辑上讲得通，中国革命才能确定其对象、目标和任务。所以，围绕古代社会性质所展开的基本问题，也就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基本框架所在。事实表明，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凝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贡献。 “新思潮”派的核心价值取向，是说明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历史规律的普遍性，在于把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具体落实到中国历史当中去，最终说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指明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前途。围绕这一核心，他们普遍肯定奴隶制是人类必经的社会阶段，中国历史上同样存在这样的阶段。但是，他们的具体主张不同。由于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等同于唯物史观，所以自然而然地将否定奴隶社会普遍性的观点，看作否定唯物史观。不过，唯物史观与社会形态理论是否在一个理论层次上，社会形态理论是否较唯物史观低一个层次，否定中国存在奴隶社会是否必然导致否定唯物史观，在新思潮派之间也有不同理解。但不可否认，当时确实有人试图借否定奴隶制来否定唯物史观，进而否定“共产革命”。 在封建社会问题上，新思潮派学者的分歧只在上限。在下限上，他们没有分歧。他们一致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乃承接于封建形态的中国。这种一致，其意义和价值远远大于他们在起点上的分歧。所以，他们一致对中国社会特殊论、商业资本主义说之类观点，给予批判。 与奴隶社会问题不同，当时各派均不否认中国存在封建社会，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内部特征与下限上。他们的着眼点虽然有异，但大都在下限上与马克思主义史家持相反的观点。这足以看出，“下限”比“上限”重要得多。 须指出的是，新思潮派虽以历史规律的普遍性为依归，但没有忽略中国社会的独特性。相反，他们对中国社会独特性(主要表现为封建性)的关注，是很强烈的。为此，他们还曾经受到中国托派的指责。这种指责反衬出新思潮派对中国社会独特性的重视。事实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就是普遍性(半殖民地)与特殊性(半封建)相互结合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更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很难设想，如果不重视中国历史与社会的独特性，会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成果——毛泽东思想。 至于国民党改组派“证明”中国是“特殊社会”的做法，则完全不同于新思潮派对中国独特性的重视。前者力图使中国脱离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演进的大道，将中国视为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自足的系统。这在本质上与把中国视为独立而完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后者则是在承认人类共同历史规律的前提下揭示中国历史的特点，将中国视为一个开放的、可以与人类共同规律对接的部分。因此，同样是在“独特性”或“特殊性”上做文章，旨趣与归依完全不同。 真正忽略乃至无视中国历史独特性的，是托派分子。在他们看来，只要整个世界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内，那么中国残存的封建势力无论多么严重，都只能是主轴驱动下的发条。他们用“世界”代替了“中国”，用整体与一般代替了区域与特殊。他们抹杀革命道路的阶段性，同样是蔑视特殊性的体现。 可以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科学的史学形态。它探讨的不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宏大的学术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才有勇气和能力来面对与解决这些宏大问题，而勇气和能力来自科学。 之所以是科学形态，还在于它将科学的历史观与史料中所反映出来的中国历史实际进行了有机结合。“史论结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采用的基本方法，虽然在运用过程中产生过教条主义的偏差，发生过“以论代史”“以论带史”“论从史出”等歧异性提法，但总体看，“史论结合”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居于主导性的位置。“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就是史料所负载的中国历史实际。 中国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以社会史论战为舞台，促使唯物史观全面进入中国历史领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形态被确立起来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广义政治经济学学说，成为了历史研究的锐利方法武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框架，所思考的基本问题，所具有的基本特色，最具有代表性的史学大师及专业史学队伍，最早的经典著作，均经由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得以形成和展现。这是李大钊等人创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来的一次飞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工作，正是沿着此时形成的方法和路径展开。因此，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标志性事件。郭沫若1930年3月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标志性著作。 毋庸讳言，《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著作存在教条化的缺陷，但是，他们的教条化缺陷，正是在关注中国历史独特性的过程中发生的。它不是因为像托派那样以“逻辑”来代替历史才导致教条化，而是在理论与史实的结合上存在不足。所以，就思考方向与价值趋向而言，它的方法论始终是反教条主义的，其科学性与有效性无可置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