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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紧紧相连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有两个需要补充的环节：莫斯科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理论方面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践方面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既与克服教条主义相关，也与批判托洛茨基派的左倾激进主义相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集中于理论领域。具体体现，是在中国社会性质这一根本问题上，击败托派，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完整理论。 新中国成立前，批判托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要内容。 中共五大之前，不存在托派。大革命的失败，将陈独秀等人推向托洛茨基派，也促进中共对社会性质问题的系统思考。中共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形成强烈的组织自觉，乃始于六大。最直接的动因，就是莫斯科的理论大交锋。 就社会性质而言，正如周恩来所说，它在六大时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⑨1928年6月至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十几项决议案，其中关于社会性质的论述虽在《政治决议案》中有涉及，集中表述却在《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六大决议继续肯定中国是半殖民地，同时指出“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观点在中共文件上的正式确立。 “新思潮派”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成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理论的自觉实践者，其工作既是理论阐述，也是学术研究，同时又是当时肃清托派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 新思潮派主要的论战对象，正是中国托派，其次是以国民党改组派为背景的一些国民党学者(又称“新生命派”)。针对托派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关系主导、封建势力只是残余的观点，以及“新生命派”认为中国是混合型特殊社会、只有国民党才能担任此种社会政治领导的观点，新思潮派着重论证了中国的半殖民地与半封建性质。 至少毛泽东在1923年7月发表的《北京政变与商人》中，就已经确认中国是半殖民地。⑩1926年9月，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又提到中国是半殖民地，同时认为革命的最大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11)这表明，毛泽东原有自己的认识轨迹。1935年到延安后，毛泽东开始系统进行理论建构，逐渐形成毛泽东思想。其中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思想，至少在1938年3月即已成熟。这年3月20日，毛泽东对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毕业学员作过一个简短演讲，专门论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是他这方面思想已经成熟的标志。(12)毛泽东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视为“规律”“总的最本质的规律”“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足见他把这一问题看得多么重要。毛泽东这一定性，是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理论构造的重要构件。其后，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都不惜笔墨地论述了这一理论。 “近代社会性质”是“古代社会性质”研究的起点——先有对前者的研究，后有对后者的研究；先有社会性质论战，后有社会史论战。梳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这一话语的形成史，可以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具有密切关联。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是以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总的最本质的规律”为基础和前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参与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论证与构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做的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