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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赫关于欧洲社会的比较研究之所以颇受质疑，原因即在于作者采用的求同法不能将有关因素一网打尽，因此结论的猜测性胜过了实证性。(46)但是共变法就不一样了。共变法判断原理是，如果研究对象中的某一现象发生变化，另一现象也发生变化，就可判明两种现象间存在因果关系。表示如下： 如果 A从A1到A2，B就从B1变到B2； A从A3变到A4，B就从B3变到B4； 诸如此类： 则 B或者是A的一个原因或一个结果，或由于某种因果关系联系而与A相联系。共变法既不要求我们穷尽史料，或者零碎列举，也不要求我们做肤浅的观察。历史学家运用共变法，无须更多材料就可进行选择并做细致研究。共变法的使用，不仅涉及方法论本身的根本性改变，也带动史料观的变化。有时候，一两条典型史料便可确定一条历史规律，相反数十条史料倒可能引出一种错误认识。也就是说，史家在运用共变法研究历史时，核心问题不再是穷尽史料，而是寻找典型史料并予恰当使用。 我们乐意承认，实验方法并非灵丹妙药，不可能解决一切史学问题(比如它对于历史考证就毫无用处)。即使在它适用的范围内，要正确地寻找可比对象、进行有效比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布洛赫在提出实验史学理论时，已有这方面的顾虑。(47)事实上，人们对实验史学的误解，主要是传统惯性思维(包括形而上学思维)作祟。很多人认为，如果注意力不集中于历史的特殊性、具体性，而是着眼于一般性、普遍性，历史研究将变成冷冰冰的行为。这样的研究是缺乏人情味儿的。事实的确如此，如果要从历史研究中发思古之幽情的话，恐怕只能求教于19世纪以前的训诲史学，在那里感受亦真亦幻的“人情味儿”。 然而这是一条死路，前人关于训诲史学的批判已足够深刻。克罗齐曾讽刺说：“那些借口叙述历史像法官一样忙碌的人，在这里宣判，到那里赦免，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历史的职责……这些人通常被认为是缺乏历史感的人。”(48)布洛赫也说过类似的话：“长期以来，史学家就象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这种态度能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走向实验史学，意味着于规律之中寻启示，而不是像法官或判官似地到处奔忙。如果人们的遗憾竟在于此的话，我们只能说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因为科学虽并不意味着非道德(当然也不意味着反道德)，但它的原则毕竟与道德不同。 综上可知，大体从16世纪开始，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方法逐渐占领人类经验研究的各个领域，从而确立起一系列重要的现代分支学科。科学史的发展漫长而情况复杂，但从总体上看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都一无例外地经历了两种必要的升华。这两种升华，一是对形而上学思维的拒斥或清理，二是观察或实验方法的建立。受研究对象特点的制约，不同学科领域完成以上认识论、方法论层面飞跃的难度不尽相同，因此以上过程大体经历了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的推演，从而导致大体由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学科，到社会学、文化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依次产生。告别形而上学，或者说在经验研究中拒斥形而上学思维，只是科学发展的第一步，(49)而从方法论角度构建行之有效的研究策略则更具建设性意义，才是科学成立的落脚点。 联想到迄今为止历史学理论与实践中的种种歧见与争议，科学在自然探索以及人类社会研究领域取得的成绩，无疑具有一定启发意义。想必不会有人否认，相对于社会学、文化学(更不用说自然科学门类)在科学方法论方面取得的成绩而言，当下的历史学还处于一种滞后状态。本文的讨论较多参照或借用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思路，目的在于以他山之石，从史学方法论角度为打破这种滞后状态提供一种可能思路。对一门科学属性尚存极大争议的学科来说，这恐怕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科学史学的成立关键还在于以扎实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探索构建自己的学科大厦，而不能长期依草附木。无论是拒斥形而上学，还是实验史学的理论和实践，都必须从眼下做起。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历史学产生以来，它的性质、形态和功能就处于不断变化中，这些变化也导致史学认识论、方法论的变动不居。鲁滨孙曾形象地比喻道：历史学就像一个果园，园子里种着不同树木，而且结出各种味道不同的果子。(50)言外之意，历史学的理论、方法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具有多样性。实际上，形态各异的史学何止仅存在于不同时代，同一时代产生多种形态的历史研究理路，也并非什么怪异非常之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