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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觉的方法 与客观主义历史学家主要从史料考证、史实构造角度谈论方法问题不同，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以及克罗齐、柯林武德等历史哲学家的着力点主要在历史的理解或阐释。比如说，狄尔泰等人试图说明历史学“不想缝制一套对保罗和彼得都同样适合的标准服装”，他们虽然都力主历史学拥有独特的方法，但对于该方法究竟是什么却缺少论述。柯林武德则不然，他不仅讨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同时给出了认识历史的具体方法。柯林武德说：“自然的过程可以确切地被描述为单纯事件的序列，而历史的过程则不能。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正是在这意义上，他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命题。历史学家怎样识别那些思想呢？柯林武德认为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在心灵中重新“重演”它们。柯林武德认为，思想史、并且因此一切的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之中重演过去的思想： 历史学家不仅是重演过去的思想，而且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之中重演它；因此在重演它时，也就批判了它，并形成了他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纠正了他在其中所能识别的任何错误。这种对它正在探索其历史的那种思想的批判，对于探索它的历史来说决不是某种次要的东西。它是历史知识本身所必不可少的一种条件。 在柯林武德看来，“重演”对于历史学不仅有效，而且不可或缺，甚至相当于“史学理论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在另一处，他甚至将其比作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方法说：“正如自然科学找到了它的适当方法，是在科学家(用培根的比喻来说)质问大自然，用实验来折磨她，以便向她索取他自己的问题的答案的时候；同样的，历史学找到了它的适当方法，也是在历史学家把他的权威放在证人席上的时候，他通过反复盘问而从他们那里榨取出来了在他们的原始陈述中所隐瞒了的情报——或是因为他们不愿拿出它来，或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掌握它。”(22)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学家要真正理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就必须设身处地进行“同情式的理解”(或谓之“移情”)，否则便会与历史真谛终隔一层。(23)事实真是这样吗？科学史家内格尔认为这种想法是荒唐的：精神病学家为了有能力研究精神病，难道他必须发狂？历史学家若不能在想象中重新捕获那种可能激起希特勒这样的人的狂暴仇恨，难道就不能说明希特勒造成的社会变化？事实证据一定不支持这些类似假设。(24)实际上，主张以同情的方式理解历史的人们，同那些持有宗教情怀的人一样，认为如果没有宗教情结，就没有资格研究宗教。(25)这种认识，说到底是形而上学思维未从史学研究中彻底清除的结果，是错误史学认识论在史学方法论领域的折射。 总的看来，由于19世纪来的历史学在处理它与形而上学和实验方法关系的过程中走了一条“中庸”之路，使得历史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存在深刻矛盾。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评述说，以孔德和巴克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同以文德尔班等人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者之间的重大争论，最终于19、20世纪之交大体上达成明确的“妥协”。这种妥协的结果是： 在理论上，大多数历史学家接受唯心主义的立场，将历史学与科学严格地加以区别，强调直觉(Erlebnis)是历史学家处理历史的最终手段，但在实际上，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方法论却以实证主义为依据，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发现“新事实”，一是“通过历史的批判”来消除谬误。按照当时开始大批出版的历史学工作指导手册的说法，这宗不自在的结合由以下方法解决了，即将历史学家的工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搜集和准备资料阶段，第二个是解释资料和表述成果阶段。前一个阶段以实证主义为主；在后一个阶段中，历史学家的直觉本能和个性起主要作用。(26) 实际上，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家(唯心主义)之间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论，核心就是历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一争论并未结束。相反，这种分歧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甚至在今天的史学实践和观念中，以上分裂现象也并不鲜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