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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实验方法引入史学研究 将实验引入史学研究，是一个大胆的提法。在此之前，曾有为数不多的史学家从理论或实证层面对该问题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探讨，而还未及这些探讨结出硕果，就成为众矢之的而告放弃。通常情况是，多数历史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都不假思索地将“实验”打入史学研究的禁区。(27)先来分析反对派的意见。 (一)反对派的意见 最早对实验与历史研究的关系进行阐述，并否定前者对后者有运用价值的是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他们认为，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有本质区别，前者不能进行“直接的观察”：“凡一切事实，仅能由经验以被知，而知有二式：或为直接的，若人于此事实经过时，亲得观察之；或为间接的，则仅研究其所留遗之痕迹……所谓‘历史事实’者，仅不过为间接的，于其痕迹所遗而被知。故历史之知识，自其特性言，乃间接之知识也。历史学之科学方法，当根本与直接科学相异。”论者认为，历史学不是直接的科学，而是间接的科学，因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只能通过间接的观察进行研究： 直接观察之科学，所从事者为实际，而施于浑体……故科学为物，乃客观对象之知识，奠其基础于“真实”之分析综合及比较之上。凡对象之直接察见，可使学者能重复考虑其所设之疑问。历史之为学，则全异于此。人每谓历史乃过去事件之“察见”，而施以“分析”之方法，此乃两譬喻而已，若吾人深信此言，被其欺惑，实为危道。 在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看来，基于以上理由，历史学家应有意识地防止那种效仿自然科学方法的做法：“故知历史之学，须严禁其仿效生物学所用之科学方法，盖历史学之事实，既与他种科学之事实如此其相殊异，则其研究亦需要殊异之方法。”(28) 此外，柯林武德也对科学方法(实验)之于史学的无效性进行了详细论述。柯林武德认为，科学可以理解为“任何有组织的知识总体”，它通常有三类组织方式。(29)然而历史学的组织方式，不同于三种“观察与实验的科学”中的任何一种。柯林武德说道： 历史学却不是以任何这类方式而组织的。战争与革命以及它所论述的其它事件，都不是历史学家在实验室里为了进行研究而以科学的精确性有意地制造出来的。它们甚至于也不是在事件之被自然科学家所观察到的那种意义上，被历史学家所观察到的。气象学家们和天文学家们要进行艰苦而花费昂贵的旅行，以便亲身观测他们所感兴趣的那种事件，因为他们的观测标准使得他们不能满足于外行的目击者的描述；但是历史学家却没有配备一支到正在进行战争和革命的国家里去的考察队。 说历史学家不是(实际上是不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在实验室里“以科学的精确性有意地制造出来”战争与革命，无疑是对的。他们的确很少有机会配备一支考察队去现场观摩正在进行的战争和革命——除了希罗多德、司马迁那样撰写当代史的史学家之外，这实际上更多是记者和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做的事。在柯林武德看来，正是由于观察和实验可以反复进行，而历史学家只能一次性地获得史实，因此前者就以探讨规律为目的，后者则只能以探寻个体为目的。他说：“各种观察和实验的科学在这一点上都是相同的，即它们的目的都是要在某一种类的所有事件中探测出永恒的或反复出现的特征。……但是历史学家并没有这种目的。”(30)从以上讨论可见，无论客观主义史学家还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家都认为历史学不可能通过实验方法进行研究，看来实验对史学研究而言被“打入死牢”已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了。事实果真如此吗？有没有可能换一种思维方式看待实验方法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