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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内容与编写出版过程 《中国史学通论》的内容由三部分构成：一，中国史学之起源；二，中国史学之派别；三，附录，即论文两篇：《太史公解》和《汉十二世著纪考》。第一部分包括7个小专题：1.“史”字之本谊；2.有文字而后有记载之史；3.再论书记官之史；4.未有文字以前之记载；5.再论追记伪托之史；6.论历史之萌芽(上)；7.论历史之萌芽(下)。第二部分“中国史学之派别”包括：记述主义和推理主义。由于我国“既无有系统之哲学，又无求实证之社会学”，所以推理主义不能发达。因此，朱希祖又专门把代表记述主义史学的史书加以分类，共有6个小专题：编年史、国别史、传记、政治史和文化史、正史、纪事本末等。从以上内容看，该讲义的第一部分讨论了远古史学起源的相关问题，涉及史官及其职责的变化；第二部分则将中国古代史学分类考察，对各种史书的体裁、源流、得失等详加评述，并论及将来开展某一专题史研究的方法，已初步呈现史学史的雏形。 然而，这些内容与作为讲义的《中国史学概论》(或《史学史》)还稍有差异，原本的第三部分应该是探讨史学思想的专章，朱希祖在《史学系指导书》(1926—1927年度)里介绍自己的本国史学概论课，说：“本课分三编讲授，第一编叙述本国史学之起源……第二编叙述本国历史之种类派别；并评论其利病得失。第三编叙述本国历史学思想之发展及进步，并规划改良之方法。”[6]袁同礼也提到朱希祖的《本国史学概论》分三篇，其中第三篇为“历史哲学”。[7]然而在出版的《中国史学通论》中，将第三部分做了删改替换，不知何故。 朱希祖编写这本史学史讲义，很可能是受到了文学史讲义的启发。早在1916年，他任文科教授时，就给学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其内容文史不分，涉及了许多史学发展演变的问题。1919年，他兼任史学系教授，思想已发生很大变化，主张文史独立，其史学史讲义的许多内容是从文学史讲义中抽绎出来的，与文学史讲义的联系非常密切，只是某些观点和视角发生了变化。 1919年所设的“史学史”课程，第二年就换上了新名称“中国史学概论”，并从此长期沿用。1920年10月，本科史学系课程中有朱希祖讲授的“中国史学概论”，计划一年讲完，该课程“说明中国史学之源流变迁及编纂方法并评论其利弊，盖撷《史通》、《文史通义》之精华而组织稍有系统并与西洋史学相比较，使研究史’学者有所取资焉。”[8]在多年使用《中国史学概论》的名称后，1928年他却说：“余尝为《中国史学史》，叙吾国史学之渐次进化”。[9]这说明他把这两种名目的课程看作是一回事，实际使用的也应该是同一讲义。 作为多年使用的讲义稿，变换名称和不断补充新内容都是可以理解的，而名称的变化可能就意味着内容的不同。朱希祖回忆说：“民国九年的夏天，我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的主任，那时我看了德国Lamprecht(引者注：兰普雷希特)的《近代历史学》……”[10]而《中国史学概论》中的《论历史之萌芽》上、下两篇就是有关兰普雷希特(Lamprecht)理论的介绍和运用。可以推测，《论历史之萌芽》的撰写不会早于1920年夏。可见，史学概论是在史学史讲义的基础上增添了“与西洋史学相比较”的新内容，理论水平有所提高，已经不完全等同于1919年的史学史了。 1922年2月，他在《随笔》中这样写道：“前月编《史学概论》，述《中西纪事》一书，不知撰人姓名，兹阅《谭复堂日记》谓《中西纪事》为当涂夏燮嗛父撰。”[11]在民国十一年九月八日(即1922年9月8日)写给张元济的信中又说：“《中国史学概论》一书为史学系所编，自谓稍有精义，且为近时所作，已成三分之二，今年冬可以脱稿。”[12]由此可知，朱希祖的这本史学史讲义并非“民国八九年间”的“急就之章”，而是一本历经多年不断修改和完善的论著。 这部讲义稿直到1942年应女婿罗香林之请，才决定出版。朱氏一向谦虚谨慎，自认为“此书谬误脱略之处尚多，终非完书”，要出版的话，还需要稍作修改。而罗香林却劝阻他不必修改，说：“世界无完书，以孔子之史学，今日议其非者多矣，以康德之哲学，今日议其非者亦多矣，然终有不可磨灭者在，不如仍原书之具，以表囊日之造诣如此。”[3]序朱希祖认为此说确有道理，于是，顺从了罗氏所言。由于出版时间已至此，《中国史学通论》往往被列入20世纪40年代的史学史成果之中，使得人们不能真正认识此书的意义所在，这多少有些令人遗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