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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史籍分类 最值得称道的是，朱希祖以新的视角和标准将古代史籍加以分类。他批判地继承了刘知几的“六家”之说，把古代史书分为两大派别，一是推理主义，二是记述主义。由于推理主义不发达，故略而不再细分，而将记述主义又分为6类：1.编年史(以时区别者)、2.国别史(以地区别者)、3.传记(以人区别者)、4.政治史与文化史(以事区别者)、5.正史(混合各体者，有通史；断代史)、6.纪事本末(以事之本末区别者)等。其分类简明通俗，便于检寻，给后学以很大启发。 目录学家袁同礼认为，朱希祖对史籍的整理和分类，早于梁启超和柳翼谋，比章太炎的文学总论之分类更为精密。他“以科学方法董理旧籍，为国学开一新纪元。”又说：“目录学之可贵，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者。观于此篇之所论，深能达此功效矣。”[18]金毓黻在撰写《中国史学史》时，参考了朱希祖的《中国史学概论》讲义，并在日记中将朱氏的分类目录详细记录下来，认为“分析至为精密，执此以绳史籍，罔有或外者矣。”[19]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刘龙心的评价，她说：“朱希祖的史学概论是以现代史学的眼光部勒旧史的一次尝试”[20]165，他“以史学独具的时间、空间和事类等标准作为类别史著的方式，说明现代学人已开始懂得从学科本身的特质上去把握这门学科。”[20]168 朱希祖还把政治史和文化史分出各种专史，政治史有综合者，有单独者。单独者包括法制、经济、法律、军事、社党、外交等；文化史有综合者，有单独者。单独者又分为学术、宗教、文学、艺术、农业、工业、商业、风俗等。这种分类方法，将社会各部门置于平等的地位，不再偏重于政治和军事，甚至把过去常常被忽略的农业、风俗等内容也单独列出，为后来专史的分类研究提供了指南，促进了史学的专门化。朱希祖在新史学思想的指导下，创造出新的分类标准，抓住了浩瀚史籍的本质特征，既科学又简明，直至今天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五)“有文字而后有记载之史” 朱希祖特别强调“史学发生”的必要条件——文字。认为“神农以前为结绳之世”，“结绳为记事之发端，亦为史之权舆”。“春秋以前，年代不明。虽历人亦多争执异同，此谱系之所以不能称为历史也”。[3]20《尚书·尧典》记录年代不明，《尚书·皋陶谟》不书皋陶为何地人，这是史学上空间观念尚未发达的缘故，是史学还处于幼稚时期的作品。他又根据司马迁《史记》的《本纪》起于黄帝，且《货殖传》也说不知道神农以前的事情，得出结论：“盖亦以有文字而后有史，故起黄帝”，未有文字以前的记载，“不出追记，便出伪托”，而伪托之书，多为神话，不足以当信史。这一观点也为后世史家所接受，金毓黻说：“吾国史籍之生，应在制字之后，故远古无史可言。”[21]28杨翼骧先生在《我国史学的起源和奴隶社会的史学》一文中，开篇就讲：“探究我国史学的起源，应该从文字出现的时候谈起。因为有了文字才能有历史记载，有了历史记载才能编纂成为史书，在记录史实和编纂史书的过程中才产生了史学。”[22] 朱希祖还区分了史学与史料的不同：史学要有明确的时间、空间要素，否则，史学不足以成立。他说：“小史外史所掌，皆系谱牒政令之属，可称史材，未成历史，断非鲁春秋等所可比拟也”。[3]18又根据德国历史学家兰普雷希特(Lamprecht)之说，论证中国史学起源有两元倾向，两元进化，谱牒起于周代，编年起于春秋，历史专官起于魏晋等等，这些论断对后来的史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