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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学理论的视野：才学识德、高而平衡 从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看，刘知幾说：“史才之难，其难甚矣!”并提出了“三长”之说。章学诚说：“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41)“史才”指描述历史、编纂写史的能力；“史学”指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和理论；“史识”指对历史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并提出独到且令人信服的观点；三者之中以“史识”一项最重要。理想类型的良史，三者不可缺一。自古良史罕有，即因难兼历史的才学识三长于一身。章学诚又在三长之外加上史德，成为四长。西方史家认识基本相同，“成为历史学家所要求的素质或技能，似乎没有哪个是特别苛刻的。但将各种素质或技能充分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又是极为罕见的。很少有历史学家在专业、思想、想象力和文字应用上有同等的天赋”(42)。而田先生可谓当之无愧。胡适才学俱佳，但史识少卓异之见；陈寅恪学识德超凡脱俗，傅斯年盛赞陈寅恪是三百年才出的一个人，胡适却谓陈寅恪写文章实在不漂亮，标点犹懒，说明其编纂之才存在问题。 史才，这一点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很重要的，但常常被一般史学工作者所忽略，大部分人只是剪刀加浆糊式的编排。李剑鸣归纳说：“田先生的文章最高明的地方，在于把宏大的问题意识和精微的史料考辨、出色的想象力和缜密的论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尽精微、致广大’的境界。他的文章也写得极为考究，布局精审，多线交织，判断周密，行文典雅大气，‘形散神不散’，字里行间潜藏深意，读毕令人回想。”(43)而田先生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在历史学家中应该算是超一流的，这是田氏风格必备的一大特点。祝总斌先生是少数注意到这个特点的人，“一部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仅仅有格调极高的主题思想，还必须通过高超笔触，对无数细节进行细腻描绘，然后各种类型人物方能栩栩如生，作品方能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史学著作中史料的考证、运用，细节的安排、分析，对全书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些类似。本书(指《东晋门阀政治》)在这一方面功力很深，精彩的论述迭出不穷”(44)。文字的能力够不够，关乎到能否将曲折、复杂的历史事实清楚而准确地表达出来。“实质上，人类的行为极为微妙……要正确无误地衡量人类的行为，必须有极为精致的语言，遣词造句更要铢两悉称，计算行不通的地方，我们不得不运用联想。”(45)而“文笔优美的作品并非仅是一种可供选择的附加项或额外的加分。它是历史编撰重建方面的中心所在。没有很好的文字运用能力，就根本不可能获得源自历史想象力发挥的深刻认识——关注细节、调动情绪的能力、性格和氛围的描述以及制造悬念的手法——这些都是在富有想象力的编撰中获得最充分展现的素质”(46)，“分析首先需要适当的语言作为工具，这种语言能简明地表述事实的概要，同时又保持必要的弹性，以便在进一步有所发现时仍能调整适应。……这正是使历史学感到棘手的地方”(47)。田先生对此事是极为重视的，“写文章，还要在技术方面多下功夫。有了基本思想和材料之后，要把它组织成为一篇具有可读性的文章，还有相当长的一个过程。前面做的最多完成了三分之二的工作。文章写成之后的推敲功夫，要十分重视。历史文章当然是科学，但历史文章做得好，有水平的话，它应当成为艺术品。……这样才能把自己的好东西真正推销到社会去。文章要挤掉水分，力求紧凑通顺，减少疙瘩。不必刻意追求文字的华丽，要紧的是思路的通畅，章法的严密。这是关系到文章说服力的很紧要的问题。你的东西也许是原料很好的一块玉，还要雕琢得好，才受欢迎”(48)。这些内容并没有太多的高识，但却是容易被忽略的，也并不是一般人真正能够做到的。而田先生不仅做到了，而且还做得很好，虽然不见有太多华丽的词藻，但先生总能找到贴切、准确、合适的语言把他的考订描述清楚，分析展示出来，田文有简洁、明晰、准确、凝练之美。 史学，田先生具有丰富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知识这一点，大家已有共识，无需笔者赘述。众所周知，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史料现状面临着困局，对于真正矢志于高水平学术研究的人来说，竭泽而渔的重要性是毋庸讳言的。田先生正是这方面的楷模。他尽量搜集各种史料、网罗历代相关认识、评论，只光片羽，皆足成金。以《东晋门阀政治》为例，“所论虽限于东晋，但引用资料，除有关正史、《通鉴》、《华阳国志》、《建康实录》、《世说新语》、《全晋文》等文献外，还大量引用了《太平御览》等类书，《搜神记》等小说，《水经注》等地理书，《通典》等政书，《高僧传》、《抱朴子》等佛道著作，宋明清人的各种诗文、笔记、补表，以及现代、港台、美国学者的有关论著。笔者粗略统计，共约百余种”(49)。 新材料的发现，一般人多止于新问世的考古材料，但大史家则不然，“如果认为研究每个历史问题都具备专门的资料，那简直是幻想。相反，研究越深入，就越可能从不同来源的资料中发现证据”(50)。田先生正是如此，像多篇田文中的新旧主客，依阶级分析观点，他们都是反动的统治阶级，而用政治学的观点读《檄吴将校部曲文》、《上汉帝表》等，就读出许多内涵。这些旧资料经过分析，新意迭现，体现出“大匠手下无废料，良医之门无废疾”之高境界。处理史料方面，论者已多，皆谓先生考证精详，辨析入里等，祝总斌评曰：“史料运用的特点是由小见大、由微显著。”(51)。阎步克则谓：“面对纷纭史料，田先生展示了其考索、辨析与剪裁、提炼的卓越能力。……魏晋南北朝的史料远不如后世丰富，这个局限性，反而促使人们努力发掘史料意义，名家由此展示了其出色的思辨。甚至神异传奇亦可证史，只要善加利用，巧妙阐释。田先生的文章，罕见浮辞空论，以精炼见长。……引证史料亦极简洁，只截取其最核心部分。是所谓‘牖中窥日’、‘得其英华’，暗合着魏晋史学的简约崇尚，与穷其枝叶、连篇累牍、喋喋不休者有异。”(52)陈圣荣：“从历史形势出发，充分挖掘史料所含信息。他常拿与某一历史事件相关的史料进行仔细排列、反复比勘，从片面零散史料里发现历史形势，以此为契机，对史料重新进行阅读，逼出习见史料所隐藏信息，直到榨干为止。再从所获信息中推出历史事件整个发展过程，将用过的史料放在事件恰当位置，使得极其普通又零散的史料重新获得生命，化腐朽为神奇。”(53) 陈寅恪曾说：“研上古史，证据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因正面证据少，反证亦少。近代史不难在搜辑材料，事之确定者多，但难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难，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确证，但有时足以反证，往往不能确断。”(54)胡宝国受田先生谆谆教诲说：“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需在我们的考虑之中。”(55)这确是先生的一个特点。但我觉得尚可补充的是，田先生对文献记载中的常态、变例和特例的处理也值得注意，巧妙处理记载中的常情与变异，并恰当地运用默证进行推理。默证即从原始资料的沉默中进行推理，其使用历来是史学研究的难点，其“关键在于根据原始资料的沉默来说明某些事实没有发生。但是，缺乏材料的推理也用于说明某些事实确实发生过。……通常说，缺乏任何记载证明那种事实的发生实属寻常。这种推理形式的不可靠性甚至大于根据原始资料中材料的缺乏推断某些事实没有发生”(56)。上文所举的例子说明田先生运用默证能力的娴熟，逼出言外之意，使人觉得田先生对文意的理解细致入微。不轻易否定看似矛盾的史料，能把看似矛盾的材料一一梳理，纳入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框架中。对“五马渡江”建立东晋的三种不同说法的处理就是一个颇为成功的案例。 史识，上引阎步克撰述的词条已有充分说明。张帆称赞田先生说：“如老吏断狱，神探破案。”(57)用胡国宝的话说就是：“思考缜密，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田文所得结论往往是既出人意料之外，但确属情理之中，很少能找到漏洞，因而，即使不赞成的学者也无从反对。 史德：“章氏的史德，整个来讲，是指史学家的心术而言。他又将史学家的心术，分为两类，一为史学家心术的邪正，一为史学家心术的修养程度。前者是显著的一面，后者是隐微的一面。显著的一面，人人可见，端正心术，以传信史，凡欲为史学家，极少不以此自励。隐微的一面，则为人忽视，而历史往往因此失去公正。章氏最重的史德，在隐微的一面。”(58)当同龄人大多数已在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田先生却老而弥坚，进入新的艰难领域，不断挑战自我，越耄耋之年而深入拓跋史的研究，到2008年发表《关于拓跋猗卢残碑及题记二则》时已是84岁高龄，而且对旧著不断修改。《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上市不久就告脱销……与中华书局谈及再版问题，书局意见是可以重印，但不要改动。我觉得既然有该改动地方而不能改了再印，心里不踏实，所以打算等到合同期满，另出重订本”(59)。这让人想起了顾炎武对待《日知录》的态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