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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治史成就的要因：学兼中西 笔者认为：田先生取得这样高的成就的要因在于“学兼中西”。这样说，也许会有人表示惊讶，田先生既没有留过学，也没有写过阐述西学的论著，则西学因素又何从而来?之所以特意提出，是因为未见相关学者提及这方面的因素，也看到一些学者过于推崇其具有所谓乾嘉考据的因素。对于一个20世纪的学者来说，这恐怕是不全面的。尤其在当前的背景下，实事求是地强调西学因素更是十分必要。余英时指出：自清末以来，在中西文化接触的过程中，任何人若想在中国学术界立名，都必须兼通中西学术。实际上，整个现代学术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陈寅恪说：“人类活动本有其共同之处，所以‘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其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的结论。结论如果正确，对于我们的材料，也有适用之处”。但“他们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也有时不适用，因中国的材料有时在其范围之外”，甚至也可能存在弊端，“新派留学生……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条理，然甚危险。……所以讲大概似乎对，讲到精细处则不够准确，而讲历史重在准确，功夫所至，不嫌琐细”(60)。田先生正是陈寅恪指出这条正确道路的杰出实践者。 田先生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最擅长的一面，对于西学的了解应该不少，这正是笔者欲亲自向先生求证而未能如愿的一个疑点。笔者推测是先生谨慎、低调的处世风格所使然，先生常称“藏拙”，实际上，其缜密的逻辑、理性的思辨、理论构架等部分来自于几十年浸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致。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是西方学术一个大的派别，即便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对于中学来说，也是西学的一个支脉。有人会问：那中国学兼中西的人岂不就太多了?那也不然，笔者细读田著发现，田先生关于政治史的研究成就具备现代政治学的色彩，尤其是含有明显的现代西方地缘政治学的构架和影响，这在《东晋门阀政治》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这一点自然来自于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所受的政治学训练。而在近期关于拓跋史的研究中，也能看出存在一个西方历史的观照：“想起即令是过去西方史家所称的黑暗时期，不也逐渐找到了它所以存在的理由，存在的状态，特别是逐渐认清了它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吗?”(61) 在田先生的著述中，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典套路的文章，看似只有一篇《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但其他宏文中的西学影响几乎无处不在。任何一个有成就的历史学家背后都有一种历史哲学在支撑，田先生也不例外，“历史学必须有理论，但理论要体现在你的研究过程之中，理论本身不能替代具体的研究过程”(62)。大时代使得田先生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最深，“50年代读马列风气很盛，自己也热心于马恩著作的学习，但食马列而不化，用在自己的写作中。连句子都变成欧化的翻译语句。别人说，你的文章太欧化，我看不懂啊。从那以后，我就注意改正”(63)。到80年代中期，田先生还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历史研究的指南，它已经丰富了我们几代人的思想，形成了我们衡量学术理论价值的尺度。”(64)80年代之后，田先生能把西方的非主流理论及西方现代政治学视野融入到中国历史的实际中，正如田先生评价陈寅恪一样，“他发挥中国史学的传统优势，汲取西方近代史学的思想和方法，融会贯通而又不露痕迹。有时他仅仅根据并不罕见的史料，以之论证历史问题，却能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他并不多用外来术语，不自诩某学某论。他撰文著书，体裁风貌陈旧，当然不足为法，但无碍于其内容之新颖。他的思想和方法使人感到是中国产品而非舶来品，舶来品已中国化了”(65)。田先生也是吸取了西方思想的合理部分，没有西学的贯穿，田先生的许多卓越见识或许就成为另一部类似《廿二史札记》的著作。辩证法用全面、联系、发展变化的观点看世界，对立统一规律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由内因决定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分析法是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结合的方法。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反对绝对化，这是辩证否定观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田余庆先生晚年的总结《我的学术简历》中提到的两点论就是明证。谢一峰对田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引用《矛盾论》已有阐述(66)，实际上，该著对对立统一规律也有充分的运用，对诸如皇权与门阀、上游与下游、中枢与地方等一系列既对立又统一的现象进行了精彩的分析。到近年《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一文仍能看到这种影响：“初行此制时道武帝像是经过相当充分的考虑，懂得它的得失之处，而且多少有应付不测的思想准备，而不像是一种临时心血来潮的不顾后果的因应措施”，“也许这种需要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制度，真有某种还没有人加以探究的深层背景”。这是对必然性的探求。“这些事实证明拓跋部已形成了母强立子的历史传统，而看不到有导致子贵母死的历史背景。……母强立子传统既然确是事实，而子贵母死制度又毕竟还是实行了，两者之间内容截然相反，反差如此强烈，是否这正是应当探索的症结所在呢?剥夺权力必将影响现实利益，引起强烈反抗，因而是非常棘手的问题。我觉得探索子贵母死制度的实质和渊源，钥匙就在这里。”这里体现的还是对立统一。 遍检田著，并非毫无瑕疵，田先生似乎还未完全摆脱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规律”与“必然性”的影响。胡宝国指出：田先生“不相信这条材料，反而认定邓渊与以后的崔浩一样，也是死于国史之狱。在毫无材料依据的情况下，作者为什么一定要作出这样的推测呢?我想，这或许是因为作者不自觉中已经被前面自己发现的《代歌》、《代记》的线索束缚住了。……为了符合这个逻辑，作者只能让邓渊死于国史之狱。”把规律和必然性用“线索”和“逻辑”表达，但这个否定的案例是否成立，笔者尚心存疑虑，今另以《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一文说明，就笔者的浅见而言，这可能是田先生各篇宏文中最弱的一篇。基本上在不增加史料的情况下，将开国之君孙权的因素填补进来，笔者可作出另外一种更合理的解释。正如田先生所言，“有国者在创业和守业的不同阶段，选士本有不同的要求。孙权之初……取士用人重在功能，即所谓‘效之于事’。……后来孙权立足已稳……按治平的要求来用人选士就逐渐成为必须，因此‘尚德行’的标准就自然而然地被重视起来了”。古代是家天下，如此大量的混浊淆杂人员进入到政权之中，必然侵蚀到统治体系的正常运转，有为的政治家必然要思以纠之，当然，孙权在尚未称帝时，就推行这一政策似乎早了一点，而衡之于曹操也可以说明这种情况的合理性，张温的急速窜升，也凸显了这种态势。《三国志·张温传》：暨艳“亦吴郡人也，温引致之，以为选曹郎，至尚书。艳性狷厉，好为清议，见时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欲臧否区别，贤愚异贯。弹射百僚，核选三署，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贪鄙，志节污卑者，皆以为军吏，置营府以处之”。我们很难想象，没有最高统治者孙权的支持，暨艳的手段、作为竟然达到这样的效果，这会让人无法理解的，开始时，其最低限度也应该得到了孙权的默许，事情不发生在张温任选曹尚书时就可说明这一点。张温、暨艳缺乏圆融的手段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骤然激化，而他们的个性却又不能主动代君受过，可能反将孙权抛上台面，这必然使孙权极为难堪，以致其恼羞成怒，终生无法原谅，而从后来的吕壹案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类似的情况，这不过是历代不少最高统治者“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惯用伎俩。但田先生因为预先设立了一个江东化的历史潮流——实即“规律”一词的代用语，而规律是不能有例外的，所以笔者指出的可能就被先生排除在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