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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田先生的史学之路：走出近代进入现代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如何处理好学与思的关系，是一个学者常常要面对的问题。田先生在1983年撰写的《魏晋南北朝史的回顾与前瞻》一文提出：“发展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工作，一需要功力，一需要思想，思与学相辅相成。”魏晋南北朝史这个断代，是中国历史学界中除先秦史外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大师云集，徒子徒孙前赴后继，至今日颇有人感到要寻找一个好题目已不甚容易。而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所需要的历史材料对于有心人来说基本上是公平的，尤其在现代搜索技术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无论身处格陵兰、黑非洲，还是潘帕斯、撒哈拉，都如同身在北京、武汉的魏晋研究中心一样。因而，思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田先生在一篇为学界漠视的访谈中强调说：“历史学不是一堆旧知识的堆积，没有思想，就没有历史学”，“只有思想，只有理论的陈述，也不是历史学……不能把考据学等同于历史学。乾嘉诸老在古籍整理方面前无古人，其史学成就却难以赶上宋代学者。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是根本原因。……关键在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以新时代的新思想去研究传统学问，会发现前人发现不了的问题”(67)。田先生本人就是如此。胡宝国总结说：“田先生是一个有深刻思想的学者，细腻加上思想是他的主要特征。”由于人生的经历和超凡的悟性认识到了近代史学的缺陷，勤学苦思，表现出现代史学的无畏探索精神，并悟出了许多契合现代史学精髓与真谛的道理，因而把握了现代史学发展的脉动，例如，此段田先生所言就颇有柯林武德所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的意思，而田先生运用的方法中也有“历史知识就是历史学家正在研究的那些思想在他自己心灵里的重演”的浓厚意味。 中国现代学术史基本上可说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一部辛酸史，中国人引进西方的东西常常是在西方已经过时的东西，最先进的即便是被少数中国人掌握并引进，其人、其说的影响也颇为微弱，难以光大学界，这在史学界就非常典型，胡适来自于美国新史学发源地的哥伦比亚大学，在对新史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却因文哲成就爆得大名，遂执学术界之牛耳，而学贯中西、卓异超凡的王国维、陈寅恪只是以大专家的身份聊备一格。而陈寅恪在学术界走红的因素主要还不是来自于他精湛的西方治史方法，而是他懂了好几国别人都不懂的、可以用来考据的语言功夫。 历史科学的定义多种多样，历史指过去并无异议，但关于“科学”如何定义则异说纷呈，这个词在20世纪的中国变成了类似于古代乾坤袋一样的东西，什么内容都可以装进去，如顾颉刚因几次算命准确后把算卦称之为民间科学。但主流则是将其与自然科学紧密相连，田先生注意到蔡元培将历史学和生物学并列(68)，这来自于西方，“我们的前辈，如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的人，甚至包括二十世纪初的那一代人，似乎已完全沉溺于孔德的自然科学概念。……这在当时几乎是毫无异议的看法”(69)。科学在民国时期成为一种崇拜的对象，将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是一种普遍的倾向，进入1950年代，这种倾向不仅没有减弱，并且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占据了统治地位。柯林武德评价这一理论的弱点说：马克思“把黑格尔已经宣布从自然科学的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了的历史学，又一次隶属于自然科学的管辖之下”(70)。由此，历史学界有了两个流派，“当这种观念应用于历史研究时，就因个别的史学家气质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学派。一派认为将实证主义套于历史学是切实可行的，他们力图建立一门与泛科学的理想相吻合的有关人类进化的学科。……这种科学化的巨大努力，使我们的历史学得益匪浅，它教会我们分析，使之更为深刻，更善于抓住问题，甚至可以说，使我们的思想更为充实。……如果说这种学说在今天已趋僵化，那也只是任何思想运动在硕果累累之后迟早要付出的代价。另一学派的研究者则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倾向于把历史学视为一种美的消遣，或是一种有益于心智的健身操，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科学知识。这派人物曾被称为唯历史的历史学家，具有真正的‘历史的’观点。……他们都堪称为地道的工匠，只是有点中气不足”(71)。 近代的科学史学(即实证史学，二者本来不同，但大多数人视之为一)认为，进入文献时代之后，历史将脱离史学家，史学家所要做的只是将所有搜集到的事实编排、呈现出来，历史就自然出现。最典型的是傅斯年主张的“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我们反对疏通(指解释)”等等。20世纪现代史学的发展证明这只是19世纪史学界的幻想。 为了纠正偏失，西方兴起了解释学史学，它指用解释学理论(hermeneutics)作为方法论研究历史的一种特殊角度及由此形成的史学流派。其本义指高度重视文字资料的解释、注疏以揭示历史真实的传统史学，解释学最早由对《圣经》的诠释而来，到西方近代它逐渐变成一种通过文字阐释文献资料或对史料进行批判考证，以对往昔进行科学解释的系统方法。19世纪的兰克学派虽然忽视理论概括，但却十分重视文献资料，他们吸收了以往博学派的语义学、古文书学等方面的释义、诠注技巧，用以进行史料的批判考证，成为解释学史学的又一代代表。比兰克成名稍晚的德罗伊森，反对兰克的主张，强调历史解释，成为与前述解释学截然不同的哲学解释学的前驱；他认为自然科学那种解说技术只足以研究自然界重复的因果关系，只有理解的方法才能把握人类精神独特的内在世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解释学始于德国哲学家狄尔泰，他站出来反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认为后二者丝毫不考虑历史认识的主观因素，而历史是一个有待理解和解释其内在意蕴的“文本”。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心理学上的所谓“移情”。此后，解释学史学就特指把解释学视为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用其理论揭示历史意蕴的历史研究。简单说，历史是解释之学。“西方近代史学家时时谈及‘直觉’(intuition)、‘洞察’(insight)、‘想像’(imagination)、‘专注’(involvement)、‘投射’(projection)、‘同情’(sympathy)、‘移情’(empathy)，凡此都是理解历史的方法，也是研究历史的艺术方法。”“史学家可以将自己‘投射’到历史上去，也可以适度地运用‘想象’。……纷纭的资料，融合在一起，靠想象力，资料所缺失的，尤其靠丰富的想象力以使其无阙无漏”(72)。 长期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就受到这种史学思想的较大影响，这种方法陈寅恪在1930年发表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一文中进行了系统阐述，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73)陈寅恪此文虽就冯友兰哲学史而论，但完全是一个史学方法论的阐述，这明显来自于他在德国的经历。 从西方现代史学理论来看，“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反对历史是科学的论调，开始占尽优势”(74)。现在，“大多数人有关科学知识的假设仍然是19世纪实证主义过时的残留物。……很明显，实证主义者要求将事实和价值判断进行严格分离的规定，在历史学中是行不通的”(75)，“逻辑经验主义(也叫做证实主义)的拥护者把自己禁锢在该标准之内，并且由此怀疑所有那些不属于实际经验证实范围的表述，把它们视为无意义的，这对于科学的发展证明是致命的。已经证明，要想使困难的问题得到解决，科学就不能在每一步上都被裹上可观察性和经验证实的紧身衣。强调这一点对于历史研究特别重要，因为经验主义方法对它极其危险”(76)。对科学性质产生的新认识，“重要的是，今天的科学家大多已达成共识。实证主义理论仍然在外行的科学观中居于支配地位，但在科学家共同体中已不再具有多大说服力”(77)，“科学方法是在假设和尝试性反驳之间、或在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之间的对话。对历史学家而言，相比过去的科学定义，这是一种更接近他们想法的科学定义”(78)。 “史无定法”这个词对于我们并不陌生，为什么一门科学会成为这个样子?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克·布洛赫在20世纪40年代指出：在一系列最关键的方法问题上，史学尚未超出初步尝试性的摸索阶段(79)；古朗治和贝尔认为史学“在所有科学中难度最大”最能体现它的学科特征(80)；约翰·托什说：“历史学本质是一门具有极大内部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学科，它将科学的理论和分析程序与艺术的想象力以及优雅特征结合在一起。”(81)田先生的文章之所以产生让史学界共鸣、赞叹，让非专业人士奉为典范的影响，就在于他悟出、达通了现代史学的精髓，悟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代西方史学理论合辙的部分。例如注意到了科学知识与历史知识的不同，因为科学知识具有其普遍性，科学的真理超然于科学家的思想而不受态度与情绪的影响；而历史知识则很难具有普遍性，不同的史学家解释相同的证据所得的结论常常会异彩纷呈，甚至因思想、态度、情绪的不同而大相径庭。 田先生在他个人的研究中将历史学又从自然科学中解放出来，其方法合乎西方现代史学中解释学史学(或称阐释学史学、释义学史学)的套路。田先生对这种方法运用是非常娴熟的，升华了实证史学刻板的“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以及“论从史出”的信条，充分发挥了想象力的巨大作用——“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也许在一些基本的方法论假设上是一致的，但重要的差别仍然是存在的。第一，在历史学中，想象力被允许发挥更大的作用。它绝非仅局限于假设的提出上，而是渗透于历史学家的思维中。……个体行为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要求研究者在具有逻辑和批判技能的同时，具有移情和直觉方面的素养。……研究者形成的对可能发生事件的敏锐想象力……源自于长期钻研历史资料形成的一种想象构图。”(82)“任何重建过去的尝试都是以想象力的发挥为前提，因为保存下来的资料不可能是完整和全面的。历史学家会一再遭遇资料中的空白，他们仅能通过历史学家非常熟悉地残存资料，以对可能发生的东西有一种‘感觉’或直觉来加以填补。动机和心态问题经常在这类研究之中，所研究的文化越陌生和遥远，用来理解它所要求的想象力作用也就越大。”(83)这在《拓跋史探》中相当明显，胡宝国盛赞田先生，说：“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意识到《代歌》与《代记》之间可能的联系。《代歌》早已不存，根据有关的只言片语而注意到它的价值，并将其纳入史学史的发展线索中是很不容易的。”(84)这是缘于“每个历史意象都包含着大量的想象。历史学家无法逃避想象，但是他能裁断出那些可以建构其意象的真实要素，并且只用那些要素来进行建构”(85)。田先生的研究结论之所以难以撼动，不是因为他寻找到了更多的历史真相，而是因为他把现有资料利用到了极致。在精详的细节考据之后，进行合乎历史大势、人性、情理等方面的推论，他的论证几乎没有漏洞，建立起依据现有材料所能成立的最优解释。即使有怀疑，甚至不相信者，但这些读者很难不服，因为他们很难找到系统的反对理由。田先生在《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中说：“细致思考，完善论点，充实资料，并且能排除各种反证，能回答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同观点甚至反驳观点，就能较快地写出一篇自己觉得还算满意的文章。” 史学的专门化导致了一个不良的后果，那就是各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段或一块)，近几十年来的情况特别明显，一些史学工作者对于现代史学的发展理路漠不关心，仍然抱着近代式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在勤勉地耕耘。对现代史学而言，不仅要阐述“是什么”，还要解释“怎么样”和“为什么”，西方史学分析技术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少重要成果。田先生的史学风格中，解释的完满、分析的透彻都展现出现代史学的魅力。而“现在史学家所共认的，历史研究在技术上是科学的，在解释上是艺术的，在分析上是客观的，在理解上是主观的，在结构上是逻辑性的系统化的，在外观上是直觉的想象的。科学与艺术在历史研究上融合在一起，科学方法与艺术方法，变成朋友一样的方法，相容而并存，这应是史学所到达的伟大境界，将近两百年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遂真正有了收获。”(86)《拓跋史探》无疑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该书从引证材料的广度和各种史学方法运用的娴熟都超越了《东晋门阀政治》，虽然缺少一个《后论》那样的宏观性总结。但对于一个伟大的“演员”来说，能有如此精彩的“谢幕演出”，人生还有什么遗憾呢?而从近代实证史学的观点看《拓跋史探》，确实会产生其真实程度到底有多高以及高到多少的问题，如何评价实证史学，笔者在此置之不论。就好比一个极品厨师开动脑筋、运用各种方法将一堆别人弃置的材料做成了一桌色香味俱佳的饕餮盛宴，吃过的人大都感觉既好又过瘾，但也有境界不一样的人却说：感觉好是好，只是不实在。 田先生的论著都是苦心孤诣之作，充满了智慧的结晶，“从古至今，智慧远不如知识增长得快，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智慧的光芒时，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87)。其中值得总结的经验一定还有很多。历史是由人创造的，能写出真正历史的人是超凡的史学家。而真正的历史是在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史学家的天职是要尽可能将历史事实的真相以及事实之间真正的相互关系揭露出来。“纯粹的天才，无法成为史学家，天才接受了既有的史学方法或自创一套卓越的史学方法后，才能成为史学家或杰出的史学家。”(88)田先生的史学实践验证了西方史学的一句谚语：“任何傻子都可创造历史，而历史则待天才而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