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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想主张 冯桂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中外格局发生巨大变动的时代:从天朝大国到列国之一,从天下无敌到城下之盟,从闭关锁国到被动开放,从自给自足到贸易通商,从大刀长矛到坚船利炮。冯桂芬在鸦片战争爆发那年考中进士,点了翰林。此前,他主要是读书、应考;此后,他主要是做官、治事。他在鸦片战争以前和以后,各生活了三十多年。他亲历、亲见或亲闻了时代的巨变。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时,他在京城,主持禁烟事务、坚决抗英的钦差大臣林则徐是他的恩师,首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魏源是他的好友。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对外交涉,但是,他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时,他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一是对外交涉前沿,一是西人聚集之地。他参观过租界,接触过西人。他的学生在上海墨海书馆帮助西人译书,时常带给他有关西方的信息。他有机会了解中外大势,了解中西差别。 冯桂芬生性沉静,长于思考。当一般人还欣欣于“万年和约”,或斤斤于“夷夏之辨”时,他已经认识到:“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以下凡引用《校邠庐抗议》文字,只注篇名。 他已经明白,中国虽为天下大国,但不是天下中心,中国面积仅占地球十五分之一,其余国家有百来个。中国想要在世界强国之林中有一立足之地,必须面对和适应已经变动的世界格局。“夫世变代嬗,质趍文,拙趍巧,其势然也。” 变局的思想在冯桂芬心中开始酝酿。 变局虽应势在必行,但也绝非易事。冯桂芬看到中国有很多地方不如西方,他指出:“而今顾然屈于四国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 但这种不如人,不是中国人天赋不如人,而是后天努力不如人:“则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 《制洋器议》。 冯桂芬归纳中国不如人的地方,集中在六个方面: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当然,这六不如夷,是冯桂芬在《制洋器议》中集中叙述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国不如夷人处,远不止这六项。 找出差距是为了向西方学习,但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西、古今这两对矛盾往往成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障碍。为了消解、缓和、调和这两对矛盾,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西学中源、师夷制夷、托古改制、中体西用等思想以作为变革的依据。在冯桂芬这里,他鲜明地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 《收贫民议》。的口号,以唯善是从消解现代化过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所谓“古先”,自应包括祖宗成法;所谓“蛮貊”,当然包括西法。所谓“善”,就是有效、有用,能富国强兵。冯桂芬认为古今之别并不重要,中西之别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善与不善,善是唯一标准。这是在西方文化涌来之际,勇于反省本国文化、吸收别国文化、充满自信的相当健康的文化心态。 鉴于此,冯桂芬又提出较为全面的“采西学”主张。此前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冯桂芬则将学习内容大加扩展,包括学术层面的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技术层面的坚船利炮、龙尾车、虹吸、采矿机器、浚河机器;制度层面的贫民救助、人才教育、人才选拔、民情上达、君民不隔,甚至依稀涉及精神层面的“名实必符”问题。他还认为学习西方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能够做到“自造、自修、自用” 《制洋器议》。。冯桂芬将“师夷”与“变法”进行有机的结合。采用西学最重要的途径是变科举、兴教育,在冯桂芬变法主张中停武举、设特科、设立“翻译公所”都是其体现。冯桂芬认为,洋器不难学,西学不难学,难的是聪明人不肯学,说到底是价值导向、社会风气。于是他提出国家应改变对西学人才的使用机制问题,应“特设一科以待能者” 《制洋器议》。。顺着采西学的思路,冯桂芬提出了“鉴诸国”的变法主张。变法,在传统文化中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有一条叫“法后王”,冯桂芬主张,在“法后王”的同时再加上一条“鉴诸国”,“法后王”着眼的是时间维度,“鉴诸国”着眼的是空间维度,“法后王”体现的是历史眼光,“鉴诸国”凸显的是世界意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