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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驭夷议》。 在与列强的交往中,重专对,即重视外交谈判人才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他认为在以往与西方国家的交涉中,若有专业的外交人员,很多事情也不会发展到如今般糟糕。 对每一问题,冯桂芬都指其症结,考其演变,开出方案,说明利弊得失。在冯桂芬以前,魏源对改进武器,改善漕运、盐政、河道等方面问题,也曾提出过一些变法方案;太平天国洪仁玕也曾提出过开办近代交通运输、开矿、立厂、办银行、设新闻馆、鼓励制造发明等一些变法设想,但极简略,远不及冯桂芬这么全面、系统。 冯桂芬变法主张的可贵之处,在于比较理智地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关系。近代思想家与政治家基本上是由两类人构成的,思想家多缺乏从政经验,如王韬、郑观应,对政治运作过程不太了解,因此,陈义高而落实难;政治家又因为过于重视政治运作而短于政治理想,疏于理论创造,如李鸿章、袁世凯。前者太书生气,后者过政客化。既了解政治运作又能进行理论创造的人实在少之又少,郭嵩焘算一个,冯桂芬则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虽然官做得不大,但在京师十多年,且在翰林院这个清贵的位置上,又与许多上层官僚关系密切,从陶澍、林则徐、潘世恩到曾国藩、李鸿章,这使得他有机会了解很多政治具体运作过程和内幕情况。这样的经历,对于他改革思想的深刻性、改革方案的可操作性,具有重要意义。冯桂芬在设计改革方案时,也尽力考虑操作可能与社会承受能力。 在《校邠庐抗议》原稿中,冯桂芬本有设立“奇才异能科”的建议,后来正式定稿时,便将这个建议舍去了。这很可能是因为考虑到操作难度而舍去的。在《校邠庐抗议》的《公黜陟议》中,冯桂芬本写有“米利坚以总统领治国,传贤不传子”等关于民主制度的一段话,后来正式定稿时删除了。这也是他尽量不要触犯时忌的表现。比如,他提出停武试,就考虑到那些已有武科功名人的出路问题;他提出“重酒酤”,就既考虑国家利益又兼顾酒民习惯。正因为他的方案比较能够兼顾理想与现实、事理与人情、除旧与布新等种种方面的利益平衡,所以,在三十多年以后再看,依然入情入理。 在人类历史上,思想家大抵分三类:一是从头说,横空出世,新辟天地,开宗立派,自成体系;二是照着说,按照先圣前哲确立的思想体系,发扬光大,阐幽发微,贯彻落实;三是接着说,接续前哲,粗者精之,疏者密之,断者续之。冯桂芬是三者兼而有之。就经世致用传统而言,他是照着说,按照顾炎武的思路,一路走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与顾炎武多有类似之处,留心观察,深入思索,沿波讨源,由此及彼。就改革的具体主张而言,在漕运、盐政、水利等方面,他是接着说,上接陶澍、林则徐;在学习西方坚船利炮方面,上接魏源。但是,在新的历史时代,就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文化诸多方面,提出全面系统变法思想,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这样理性变法纲领的,冯桂芬是第一人。他大笔挥洒,自出机杼,创榛辟莽,自辟蹊径,是从头说起。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王韬的自强诸论,薛福成的筹洋刍议,陈炽的庸言,宋恕的卑议,从思想史上看,尽管自有新见,各具特色,但都是照着或接着冯桂芬的思路顺流而下的。 总括而言,冯桂芬是中国近代史上提出全面系统变法思想的,力主在多方面向西方学习的,注意消解变法中古今中西矛盾的,具有开拓意义的,务实、深刻、影响深远的大思想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