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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月之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冯桂芬卷》出版(5)

http://www.newdu.com 2017-09-0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newdu 参加讨论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过其议论“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也说过其变法原则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似乎“三代圣人之法”是衡量善与不善的最高标准。仔细一想,这两句话与上述“法苟善”那段话是相互冲突的,是两个标准。对此,丁伟志敏锐地指出: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自序”中所谓“三代圣人之法”云云,是一篇言不由衷的自我表白,起的是一种自我保护性的包装作用,既掩饰了提倡西学的激烈倾向,又堵塞住已经发生的和将会遭到的离经叛道的一类责难。参见丁伟志:《校邠庐抗议与中国文化近代化》,载《历史研究》,1993(5)。“法苟善”这两句话,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校邠庐抗议》的总纲,“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是除旧,“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是布新。两者合起来,构成了变法的全部内容。
    比起早十几年的魏源来,冯桂芬的变法主张更为全面、系统,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外交各个方面。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密切关系。冯桂芬出身于下层,懂得民间疾苦。他出生在苏州,那是赋税重、民生苦的地方,也是太平军与清军反复较量的地方,饱受战争之害。他深受重赋之苦,母亲之家即为催科所破。他研究过漕运,接触过盐政,考察过黄河,丈量过土地,了解过土贡,做过幕僚,当过教习,做过京官,在科举道路上也曾一再顿挫。对种种社会问题,他有切肤之痛。他熟悉典章制度,知识渊博,勤于思索,对许多社会积弊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
    江南重赋是个不难理清的问题。同在中国,苏州、松江、太仓缴纳的赋税,比同在江南的常州多三倍,比镇江多十倍,比其他省份的府州,最高的要多二十倍。这样的规定,极其不合理。考其来由,因为南宋以后,这里官田多,民田少,官田赋重。明太祖朱元璋痛恨江南人曾经帮助张士诚,在坐稳江山以后,就硬是规定这里多缴赋税。到了清朝,官田变民田,张士诚的历史旧账也不存在了,但是,江南人还是要照老规矩多纳赋。
    漕粮问题也极其明显。漕粮从江南运到京城,各种运费、保护费等加在一起,每石算下来要花十八两银子,但是,京城里领取漕粮的大多数是北方人,不喜欢吃米,于是,他们就把米拿去卖,然后买杂粮吃,每石米只能卖到一两银子。很多人干脆不领米,只领米票,把米票卖掉。这劳民伤财的陈规陋习很难变革。因为,从征集、运输、护运到分配,每个环节都有很多利益,有成千上万的食利群体,从具体办事人员到道员、总督。
    土贡弊端更为简单明了。京城在北方,皇帝、皇亲国戚、百官公卿要享用全国土特产品,这无可厚非。但是,朝廷的规定有时极不合理,比如规定某地上贡的东西,并非其地特产,甚至其地本无此产品,如江苏之木蜡、桐油之类并非特产,四川之米、广西之马之类。有些规定上贡的东西,不易保存,不适合长途运输,如广西土贡面粉,跋山涉水,旷日持久,送到京城,早已霉变。但是,规定上贡就必须上贡。于是,各地就采取变通办法,到京城去买,贴上本地标签,再买通书吏一干人等,以假充真,成本比直接从市场采购高出许多倍。
    至于科举之误人,军队之腐败,吏治之窳败,财政之亏空,盐政之漏私,关征之黑幕,度量衡之混乱,农桑之待兴,贫民之待济,户籍之待管,盗贼之待治,教育之待改,师道之待尊……种种弊端,尽呈眼前。冯桂芬对这些百弊丛生的现象都有深刻的思考,是他变法的主要着眼点,具体主张如下:
    政治方面变革,主要包括以公黜陟改善官僚升降机制,以复陈诗改善民意上达机制,以汰冗员压缩官僚编制,以省则例、免回避提高行政效率,以广取士、许自陈、变捐例、易胥吏提高官吏素质,以厚养廉遏制官吏贪污,以复乡职加强基层建设。
    经济方面变革,有农业与水利、贸易与运输、财政与税收几个方面,主张绘地图、均赋税、兴水利、改河道、劝农桑、折南漕、改土贡、筹国用、节经费、杜亏空、裁屯田、利淮盐、罢关征等等。在冯桂芬经济思想中,政府的角色有的地方应加强,如在市场营造(统一度量衡)、调节税收、节约开支等方面,有的地方要淡化甚至退出,如漕运、土贡等,也可以说,在经济政策上要强化,在经济活动中要淡化。
    社会方面变革,以收贫民救助、教育贫弱群体,以稽户口加强户籍管理,以严盗课控制社会秩序,以崇节俭树立社会风气,以复宗法维护社会稳定,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社会措施和制度加以采用。
    教育方面变革,提出办外语学校、提高教师地位(重儒官)、变科举、改会试等。他认为与提高教师社会地位有关的是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减少考试次数、改善录取方法。对于科举考试之弊端,冯桂芬有深刻揭露。但他对科举考试不是全盘否定,而是认为其方法可用,其考试次数宜少,考试内容宜难。考试以经解、策论、古学为主要内容。其中保留了传统的一部分,也新增加了一些,如算学。主考之人,三场各一主考官而分校之。学政令大小京官举经解、策问、古学三事兼长者为之,亦不论省分与官职之大小。
    军事方面变革,主张停武试,建议停罢大小一切武试,统一归之荐举。令各州县于书烟户门牌时,凡有成童以上力能举若干等斤者,造册由县而府而督抚学政,考验符合,皆登之册,礼之如文士,删一切前跪报名等例。其中进士选者,给咨送部引见授职,内用者留京营学习,外用者回省营学习,余分别作为举人、生员,皆留营学习,序补弁兵额。其不愿留营,愿仍就士农工商旧业者,虽状元授职后亦听,逾时愿至者亦听。
    外交关系方面变革,提出了善驭夷和重专对两个问题。冯桂芬认为“今国家以夷务为第一要政,而剿贼次之”,驭夷最根本的一条是要自强:“不自强而有事,危道也;不自强而无事,幸也,而不能久幸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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