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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清末政治舞台上存在着三股重要的政治势力：清政府、立宪派和革命派，他们各自设计了不同的政治方案，开展了既互有歧异又相互关联的政治运动：新政、立宪与革命，正是这三股势力的较量与消长决定了中国政治的新走向。关于清末最后十余年历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主要是以辛亥革命为主线，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只是作为革命的背景来叙述，甚至是当做革命的对立面来批判。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认识的视角发生转变，使立宪运动和清末新政进入理性实证研究，并逐渐与辛亥革命的研究鼎足而三，甚至有后来居上而超迈之势。从研究史的角度，对于清末十余年历史的研究成果做一宏观性的检讨，并具体分析从革命史研究到现代化研究范式转变的利弊得失，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展现新的研究趋向，将有助于清末政治史研究的深入拓展。 关 键 词：辛亥革命史 立宪运动史 清末新政史 革命史范式 现代化范式 作者简介：李细珠，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关于清末十余年(1901-1912)历史的研究，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大致包含在辛亥革命史、立宪运动史和清末新政史三个相关的研究领域。本文不拟一一列举各种研究论著，只是从研究史的角度，结合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背景与时代变迁因素，举例分析各个领域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做一宏观性的检讨。同时，充分关注这些领域里业已发生过的研究范式转变问题，具体分析从革命史研究到现代化研究范式转变的利弊得失。在此基础上，试图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新问题，展现新的研究趋向，以供相关研究参考。刍荛之见，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清末新政、立宪与革命研究的基本状况 中国史学传统本来是重视政府与上层社会的研究，但是，自20世纪初年梁启超提倡“史学革命”以来，史学研究的方向发生较大的转变，研究的重点逐渐主要关注于民间和下层社会。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潮流奔涌勃发的基本历史情景相呼应，革命史的研究取向自然成为此一时代学术的主流。 学术界关于清末最后十余年历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主要是以辛亥革命为主线。在这种革命史的框架中，革命派的思想与活动得以充分的彰显，但清政府及其他政治势力如立宪派的踪迹则被有意或无意地淹没难稽，至多只是作为革命的背景来叙述，甚至是当做革命的对立面来批判。这样，历史的全息图像就难以清晰地呈现出来，总使人难免有某种缺失之憾。20世纪50年代末，胡绳武、金冲及二位先生合著《论清末的立宪运动》，对立宪运动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但他们认为：“弄清楚这次运动的性质、社会基础、发展过程和影响，对理解中国近代在戊戌变法以后一系列的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和思想思潮的反动本质及其复杂性，对理解辛亥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①显然，这个研究思路有着非常明显的时代印记。60年代末，中国台湾学者张朋园出版《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也是从辛亥革命史的角度研究立宪派，总体上未脱革命史的窠臼，但其对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贡献的正面叙述，则被称为是“扩充了历史研究的范畴”②。大陆学界对于立宪运动和清末新政的理性实证研究，则晚至80年代才真正起步，至今方兴未艾，并逐渐与辛亥革命的研究鼎足而三，甚至有后来居上而超迈之势。 学术研究是不断累积推进的，这便需要学术界不断地进行学术史的总结。以下拟对辛亥革命史、立宪运动史、清末新政史的研究做一简要的回顾。 关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其实早在民国肇建之初已经开始，至今已有100年的历史。纵观这100年的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萌芽期，1912-1949年。严格地说，这个时期的辛亥革命史论著，还谈不上理性的学术研究。一方面，当时人记当时事，历史记忆的取舍难免掺杂个人的感情因素。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就相继出版了一些武昌起义史、辛亥革命史、中国革命史、中华民国史之类的著作，影响较大者如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③、谷钟秀的《中华民国开国史》④、高劳(杜亚泉)的《辛亥革命史》⑤、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⑥、左舜生的《辛亥革命史》⑦、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⑧、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⑨和《革命逸史》⑩等等。这些著作编撰之时，辛亥革命的历史刚刚翻过去，编撰者多为历史的亲历者或见证者，但由于政治背景与个人经历不同，撰述动机各异，以当时人记当时事，难免党同伐异，为自己隐恶扬善，对他人则过于苛求，从而使史实出现偏差甚至歪曲而失真。尽管如此，这些著作仍有保存历史记忆的功能，即便是相互矛盾的记述，也可为后世研究者提供可资利用的史料。 另一方面，现实政治中党派斗争激烈，党派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宣扬胜于学术理性。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中国政治出现从专制到共和的转型，是由多种政治力量促成的结果，既有革命派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斗争，也有立宪派及时的转向与配合，还有旧官僚顺应潮流的反正。这样，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由于政治立场不同，政见各异，对于革命就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与认识。即使在革命派内部，也因派系有别，衍生利害冲突，而不免歧见互出。例如，尚秉和的《辛壬春秋》(11)，专记鼎革之际辛亥(1911年)、壬子(1912年)两年事迹，兼及癸丑(1913年)年事。分省记事，各自成篇。作者站在拥护袁世凯的立场上，偏袒立宪派，对革命怀有偏见，时有污蔑与攻讦之词。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12)，则是用国民党正统史观撰写辛亥革命史的范本。邹鲁是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的国民党元老，他的革命史观充分反映了国民党的正统史观。《中国国民党史稿》正是以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历史演进脉络为主线，叙述中国革命历史。在这个革命叙事框架中，其他革命团体，如兴中会时期的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同盟会时期的共进会及光复会重建的史实，基本上未曾涉及。对于革命领袖孙中山，则用大量篇幅叙述其思想与活动，而其他革命领袖人物如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等，则只作简略的介绍。这种具有浓厚意识形态气味的典型的国民党正统史观，颇为时人及后世学者所诟病，不免使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则是对国民党正统史观挑战的显著事例。曹亚伯是湖北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的创办者之一，因受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排挤，愤而编著《武昌革命真史》。书成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要人汪精卫、胡汉民颇不满意，以其有意突出日知会功绩，过分批评其他革命党人，记载失实，甚至讥评孙中山等革命领袖，下令查禁该书，并将未售书籍销毁。 值得注意的是，抗战胜利后，中共的理论家和学者黎澍(黎乃涵)著有《辛亥革命与袁世凯》(13)，明显有着用袁世凯影射蒋介石的意味，抨击袁世凯就是抨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是颇富政论色彩的历史著作。该书是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开创性成果，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学界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有着方法论指导意义。 二是起步期，1949-197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以两大纪念活动为契机，辛亥革命史研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的指导下起步。1956年，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充分肯定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要“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14)这是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给资产阶级革命家及资产阶级革命的高度评价，从而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定了基调。1961年，中国史学会与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在武汉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有来自全国各地学者100多人与会，提交论文40余篇，围绕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的关系、立宪派的阶级属性、“反满”民族问题，以及会党与新军的成分、性质、作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盛会，给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带来了蓬勃生机。 在那政治与学术不可分的年代，政治上的松绑激发了相当的学术创造力，学术界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著作，如陈旭麓的《辛亥革命》(15)、陈锡祺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16)、李时岳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17)、杨世骥的《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18)、吴玉章的《辛亥革命》(19)、林增平的《辛亥革命》(20)等等。这些著作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尝试性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1949-1966年间，共出版有关辛亥革命史的书籍五十余种，发表论文500篇左右。这些论著从多个侧面丰富了辛亥革命史研究，诸如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及其内部阶层结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及农民阶级的关系、人民群众的各种反抗斗争，以及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既加强革命领袖孙中山研究，也对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秋瑾、陈天华、邹容等著名革命党人进行较深入的探讨，另外还对国内“反满”民族问题与国际帝国主义的“中立”政策等问题，有较实质性的研究。当然，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出现所谓“四多四少现象”：研究个别人物多，研究社会环境少；研究政治方面多，研究经济、文化少；研究革命党人多，研究其他派系少；肯定群众自发斗争多，肯定资产阶级领导作用少。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不够成熟的表征，也是极左思想干扰的结果(21)。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存在这些不足，并不奇怪。 当辛亥革命史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成绩还是主要的。这种势头如果顺利发展下去，本来可望有较大的突破，然而好景不长，“文革”发生了，残暴地打断了正常的学术研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资产阶级的东西自然要“立足于批”，要批倒批臭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22)。这样，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便走火入魔，被歪曲得面目全非。 “文革”以后，学术界开始努力清除“影射史学”的流毒。樊百川发表《辛亥革命是儒法斗争吗》(23)，对于用现实政治中的“儒法斗争”概念任意阐释辛亥革命史的现象进行了认真的清算。随后，章开沅发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几个问题》(24)，提倡要打破对资产阶级“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人物评价问题上，要打破“路线斗争”框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决不能用“一锅煮”、“一刀切”的办法来评说历史人物；在中外关系问题上，要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与人民区别开来，要努力阐明世界人民对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援。他特别强调要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使辛亥革命史研究走上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轨道，得以繁荣发展。正如章开沅所期待，学术界在解放思想与拨乱反正的新形势下，迎来了学术上的“科学的春天”，也迎来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机遇。 三是发展期，1980-2012年。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最有成就而又遭受新的困境的时期。这个时期辛亥革命史研究繁荣的重要表征，是大量学术论著的发表与出版。据统计，1980-2009年30年间，大陆学界发表有关辛亥革命史研究论文近10 000篇，出版相关研究著作500多种(25)。对于辛亥革命这样一个中国近代史的专题研究，在短时间内涌现如此数量庞大的研究成果，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学界一般公认，作为通史性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代表作有三种大型著作：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册)(26)，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二册)(27)，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四卷)(28)。这三种著作几乎在相同时期独自完成，在充分论证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共识的前提下，又有各自不同的特色。《辛亥革命史》最显著的特色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体系。该书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与初步发展入手，阐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及其内部阶层结构，并在着力描述复杂的国际背景与国内社会环境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思想与活动，从革命宣传、团体组织到武装起义，以推翻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最终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势力绞杀而走向失败，构建了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生、发展、成功与失败的完整体系，力图揭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成功的历史规律。《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是把辛亥革命作为中华民国史的背景来描述，对于革命的对象清政府有较多的关注，尤其是对于立宪运动的深度研究，是其明显的特色。作为辛亥革命史通论性专著，该书叙述的重点还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包括革命民主思想的传播、革命团体的成立、武装起义的发动及武昌首义与全国响应，革命成功与南京临时政府建立，最终以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职位和临时政府北迁作结，描述了一个中华民国开国史的艰难而曲折的历程。与上述两种著作均以多人集体项目的形式完成不同，《辛亥革命史稿》则是两位长期合作默契的作者协力撰述的颇有个性的专著，实属难能可贵。该书虽然也是力图描述辛亥革命作为一次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发生、发展、胜利和失败的全过程，但是，充分利用新闻报刊资料，注重一些重大事件的细节描写，思想灵动，文字活泼，是其鲜明的个性特色。 就学术研究主要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来看，这个时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年代，在拨乱反正的背景下，主要探讨的是宏观问题。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如外国学者所谓是“国内民族革命”、“中国对外国革命”，或者说是士绅革命，甚至认为不是革命而只是政治变革，以及中国台湾学者所谓“全民革命”，刘大年、章开沅等先生撰文进行了精细的辩驳，坚持大陆学者普遍认可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29)。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1983年，《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复旦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就资产阶级形成的时间及其内部结构等问题争论激烈。对于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的时间问题，意见颇为分歧：有说形成的起点在19世纪40年代，完全形成则在19世纪末；有说形成时间是19世纪70～80年代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有说从19世纪70～80年代开始而完成于20世纪初年；有说基本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甚至还有学者具体提出近代资产阶级在江苏地区形成大体上是在1904-1908年之间。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内部结构问题，意见分歧表现在：是否可以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还是分为上层与中下层两个阶层？在辛亥革命时期，是否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30)？这些问题不仅是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引起争论，其实在当时学界吸引了不少学者的注意力。另外，关于革命派的内部矛盾，关于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关于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等等，都是当时学界积极讨论的重要问题。 第二阶段，1990年代，在“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背景下，则进入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表现为从单纯的政治史转向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路径。具体而言，近代绅商、商会与新式社团研究颇为引人注目。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31)和《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32)、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33)、马敏与朱英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34)、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35)和《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36)，以及桑兵的《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37)和《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38)等等。这些著作是典型的实证性专题研究，不仅拓宽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领域，引导辛亥革命史研究向纵深发展，而且直接影响了初入学界的新生代学人的研究选题与方法、路径，明显地标志着一代学风的转向。 第三阶段，新世纪以来，在具体研究形成“学术高原”的背景下，实际上陷入了难以突破瓶颈的新困境。200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时候，有两套出版物值得注意：一是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孙中山研究所出版了一套“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学术系列”(八种)(39)；二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一套研究辛亥革命的著作(五种)(40)。这是国内两个颇有影响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相关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示。然而，前一套书主要是会议论文集和几位学者关于孙中山研究的专题论文结集，或为应景之作，或为旧文新刊，很难说有新意；后一套书看似新的著作，但明显是为纪念而策划的结果，亦不无即时应景之意，事实上也并没有在学界引起多大反响。这两套书的作者大都是著名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者，相对于他们此前的相关著作，实际上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更重要的恐怕只是纪念意义。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表明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出新，已然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事实上，在新世纪里，辛亥革命史研究已有渐趋冷落之势，原来的相关研究者纷纷转向其他领域，新一代学人每每望而却步，已极少再有以此为研究题目了。如桑兵教授的《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41)这样具有深度研究的专著的出版，实在可谓异数。201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时，学界无法回避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进一步突破的问题，但这确实已经成为一个困扰学界无数学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 当辛亥革命史研究遇到难以突破的新困境时，不少学者在反思中往往会逆向思维，提倡加强对革命的对象清政府的研究。事实上，此时清末新政史的研究正如火如荼，与此相关的立宪运动史也颇为引人关注。 长期以来，立宪运动史与清末新政史的研究，主要是附在辛亥革命史之下，当做背景的衬托，或者是作为对立面的角色。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就是上述所谓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期，立宪运动史与清末新政史的研究才相对独立出来，成为学者直接探究的专题研究对象。总的趋势有三个特点：其一，总体评价由否定到肯定；其二，研究选题由宏观到微观；其三，研究方法由批判论战到理性实证。可以说，这是一个逐渐疏离政治意识形态而回归学术理性的趋势。 关于立宪运动史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学界都是从反对革命的角度看待立宪派与立宪运动。如胡绳武、金冲及合著的《论清末的立宪运动》、李时岳的著作《张謇和立宪派》(42)，以及刘桂五的论文《辛亥革命前后的立宪派与立宪运动》(43)、龚书铎的论文《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44)等等。这些论著为数不多，大都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批判立宪派的改良主义道路的反动实质。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拨乱反正的背景下，学界对立宪派的评价逐步趋向肯定。如杨立强的《青史凭谁判是非——略论辛亥革命前夕的资产阶级立宪派》(45)、耿云志的《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46)、林增平的《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47)、侯宜杰的《君主立宪派反动论商榷》(48)等等。这些论文基本上摈弃了立宪派“反动”的论调，认为把立宪运动说成是反动的政治运动并不妥当，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立宪派是革命派同盟军的作用，甚至充分肯定立宪派是一种进步的政治力量。 立宪运动史研究的代表作是90年代初出版的两部著作：韦庆远、高放、刘文源合著的《清末宪政史》(49)和侯宜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50)。《清末宪政史》是一部系统研究清政府预备立宪史而颇有分量的专著。该书虽然在90年代初出版，但是作者自称：“最早的构思和着手搜集资料，是起于60年代初。”(第8页)也许正因此而使全书在总体评价上显得较为保守，可算是传统观点的典型代表，其对预备立宪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清廷的立宪活动是一幕幕“丑剧”，预备立宪是一场“骗局”。但是，该书对预备立宪史的具体研究则全面系统，在不少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有一定的深度。全书共十三章：前两章介绍了西方宪政思想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第三至第十三章叙述了清政府1905-1912年预备立宪的全过程，注意到方方面面，如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改官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清单》、设立谘议局和资政院、建立皇族内阁、宣布十九信条，等等。这些具体研究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实在的基础，可以说，该书是此后有关预备立宪史研究的一本必读参考书。 《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则系统地叙述了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改革运动，即宪政改革。作者较为严格地区分了“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两个概念，认为“前者是由立宪派领导的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爱国民主运动，后者是由清政府推行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而且在奋斗目标、指导思想、方针政策诸方面存在着原则差别”(第586页)。但就宪政改革而言，作者又认为“二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第587页)。因此，作者力图系统地叙述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的全过程，但主旨似乎还是立宪运动，正如该书的副标题一样。作者早在80年代初最早接触立宪这个课题时，就以《君主立宪派反动论商榷》一文对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以后陆续发表系列论文，如《论清末立宪运动的进步作用》(51)、《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52)等等，对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作了正面的研究和积极肯定的评价。该书是作者长期潜心研究的结果，其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征引资料丰富，论证具体，有一定的深度，尤其是对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两者互动关系的研究，为此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另外，还有一些关于立宪派重要人物的专题研究与传记著作值得关注，如章开沅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53)、马洪林的《康有为大传》(54)、林克光的《革新派巨人康有为》(55)、董方奎的《清末政体变革与国情之论争——梁启超与立宪政治》(56)、李喜所与元青合著的《梁启超传》(57)、耿云志与崔志海合著的《梁启超》(58)、周秋光的《熊希龄传》(59)等等。董方奎的《梁启超与立宪政治》是有关立宪派领袖人物梁启超的立宪思想与活动的专题研究著作。其他关于张謇、康有为、梁启超、熊希龄等重要立宪派人物的传记著作，都有较大篇幅叙述传主与清末立宪运动的关系，可为观察立宪运动的复杂情形提供多元化视角。 新世纪以来，关于立宪派重要人物及其群体的研究，成为新一代学人攻读博士与硕士学位论文的重要选题。这无疑也是立宪运动仍在吸引学界关注的重要表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出版成书的有徐临江的《郑孝胥前半生评传》(60)、蔡礼强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杨度》(61)，以及黄俊军的《湖南立宪派研究》(62)等等。未刊者尚有冯素芹的《辛亥革命前后江苏立宪派政治活动评议》(63)、孙训华的《论辛亥革命前后立宪派的心路历程(1906-1913)》(64)、江轶的《清末江苏立宪派宪政活动研究(1905-1911)》(65)、王云的《晚清立宪派研究》(66)、孙祥伟的《东南精英群体的代表人物——汤寿潜研究(1890-1917)》(67)等等。这些有关全国立宪派整体、地区立宪派群体及立宪派代表人物的研究，都可以从不同侧面反映清末立宪运动的复杂面相。 值得说明的一点是，清末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是既相关联而又有不同的两个概念。虽然两者的基本目标都是以和平变革方式实现从君主专制制度向君主立宪制度转型，但运动的主体与路线并不相同。预备立宪是清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宪政改革，是清末新政从体制内变革发展到政治体制变革的必然结果。立宪运动是由立宪派领导的自下而上推动清政府走向宪政改革的运动，是从体制外促动清政府进行政治体制变革的运动，实际上可以说是运动立宪。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立宪派发动立宪运动是清政府实施预备立宪的重要推动力量，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进度又直接影响立宪运动的进程甚至成败。有鉴于立宪运动与预备立宪这种复杂的关系，以下在介绍清末新政史研究时，如介绍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就会必然涉及立宪运动的情形。 关于清末新政史研究，与立宪运动史研究的情形颇有相似之处，也有一个从被忽视、受批判到被肯定、受重视的转变过程。早在“文革”以前，王邦佐发表《试论一九○一年—一九○五年清政府的“新政”》(68)一文，认为清政府在1901-1905年的“新政”，是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后，为了防止和镇压新的革命运动而采取的反动措施，其本质是反动的，是一场“骗局”。这是对清政府新政的完全否定。同样，关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张天保发表《清末的“预备立宪”》(69)一文，认为清政府在1906-1911年扮演了一场预备立宪的“丑剧”，这是清朝统治者在革命力量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为了抵制革命，挽救其摇摇欲坠的统治而玩弄的“政治骗局”。显然，这也是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完全否定。 “文革”以后，在拨乱反正的背景下，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学界对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的评价也渐趋肯定。邓亦兵的《论清末“新政”的历史作用》(70)、张连起的《略论“同光新政”与“清末新政”的异同》(71)、王笛的《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72)、廖一中的《晚清“新政”与天津工业近代化》(73)等论文，肯定了清末新政具有进步的历史作用，尤其是肯定了其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朱金元的《清末预备立宪的发生原因及其客观作用》(74)、迟云飞的《预备立宪与清末政潮》(75)、郑大华的《关于清末预备立宪几个问题的商榷》(76)、董方奎的《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兼论中国近代民主化的起点》(77)等论文，并不认为清政府预备立宪是一场“骗局”和“假立宪”，而是肯定其为一场来自上层的政治近代化运动，甚至提到中国近代民主化起点的高度。 20世纪90年代，有几本宏观论述清末新政的著作值得关注。赵军的《折断了的杠杆——清末新政与明治维新比较研究》(78)，是一项关于清末新政的较为宏观的比较研究。该书通过从国家政权即政府的角度比较了明治维新与清末新政的异同得失，认为清末新政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清政府没有足够的力量领导这场近代化变革运动。张连起的《清末新政史》(79)，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讲述清末新政史的著作。该书认为清末新政是一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并特别强调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史上可与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相提并论的“重大事件”，对清末新政的历史作用与历史地位给予充分的肯定评价。郭世佑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80)，虽然不是专门研究清末新政的著作，但是却以约占全书1/3的篇幅系统地论述清末新政，并力图揭示其“革命性”意义，把清末新政看作晚清政治革命的一部分，使清末新政在中国政治近代化过程中的意义被特别地突显出来。吴春梅的《一次失控的近代化改革——关于清末新政的理性思考》(81)，是一部系统论述清末新政的研究性著作。作者从近代化的角度切入，力图揭示清末新政对中国近代化的积极意义，认为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化链条上的一个承先启后的不可缺少的中心环节。萧功秦的《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82)，是一部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著作，以约占全书2/3的篇幅重点论述了“走向现代化的第三次选择”的清末新政。作者充分肯定了清末新政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地位，认为就变革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就其对中国此后历史的影响而言，清末新政的重要性均已超过此前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运动。 从以上几本总体性研究著作来看，近代化理论是学者们关于清末新政研究所使用的一种基本理论，清末新政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历史地位也已被学界所普遍认同。但是，作为一项历史研究，仅有宏观的理论建构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深入具体的实证研究。何况历史研究本来极具复杂性，单一的理论模式也难以揭示复杂多样的历史本相，因此，多角度、多层次全面具体的实证性研究对于清末新政史的进一步研究显得很有必要。事实上，学界本身已有这种自觉，并逐渐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把清末新政研究引向深入。 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关于清末新政概念的认识，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以前学界一般把1901-1905年清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各项变革看作“新政”，而把1906-1911年清政府主导的宪政改革叫做“预备立宪”，似乎是两个独立的事件，较少关注两者之间内在的关联性。随着具体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渐取得共识，一般认可清末新政是指20世纪初年清政府在其统治的最后十余年所进行的各项改革的总称。这次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变革，这些变革基本上都是在体制内进行；第二阶段即预备立宪，是政治体制本身的变革，这是前一阶段各项体制内变革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两个阶段有一个历史发展与逻辑演进的过程。起初，清政府也曾试图将改革限制在传统体制之内，但是，当改革的发展将要突破体制的时候，清政府也就不得不考虑进行体制本身的改革，从而开始实行预备立宪。这个认识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对清末新政更加全面的总体性观照。 新世纪以来，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陷入瓶颈之际，学界对于清末新政的具体实证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贡献，发表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在不少专题研究领域获得了新的进展。 这个时期，没有关于清末新政研究的宏观著作，但在一些关于新政的重要人物与群体的研究中，涉及清政府开展新政的决策及其在全国具体实施的全过程。这方面的研究，以重要朝廷大员大臣与督抚群体研究最为引人注目。刘伟的《晚清督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83)，着重探讨督抚制度在晚清的演变以及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变化，有不少内容涉及督抚与清末新政。贾小叶的《晚清大变局中督抚的历史角色——以中东部若干督抚为中心的研究》(84)，主要研究督抚的文化观念，其中有专章探讨督抚与清末新政。专门研究督抚与新政的重要论著有：关晓红的《陶模与清末新政》(85)一文，论述了两广总督陶模关于废科举、裁宦官、设议院、变官制等方面的新政主张，及其对清末新政的影响。李细珠的《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86)，以制度变革为切入点，着重考察张之洞对清末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过程中清王朝中央决策的参与及其影响，并以张之洞在湖北所推行的具体改革作为新政政策实施的例证，以动态地观察清末新政从决策到实施的全过程。作者充分利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图书馆所藏的“张之洞档案”，以及其他相关史料与著述，从一个侧面细致地勾画出清末新政时期各项制度变革的历史画卷。张海林的《端方与清末新政》(87)，则把端方作为清末渐进主义改革派代表人物，系统地论述其新政思想与实践，是督抚与清末新政研究的又一实例。张华腾的《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88)，则辟专章论述了直隶总督袁世凯主导的北洋新政——北洋区域早期现代化的方方面面，及其与北洋集团形成的关系。另外，关于留日学生群体在清末新政中的作用，以往学界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89)，通过具体考察留日学生在清末筹备立宪、教育改革、新军编练、法制变革等方面的种种活动，充分肯定了留日学生对中国政治、教育、军事、法制等方面的近代化有着积极的贡献。 停废科举是清末新政时期一项影响近代中国至为深远的重大决策。关晓红撰文深入探讨了停废科举的决策过程，并以刘大鹏、朱峙三两位乡村士子的日记为基本史料，用比较的方法，具体考察了科举停废对士人命运与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对于所谓科举制度废除与四民社会解体及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观点提出修正，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士”阶层，在社会结构里虽随科举停废而消失，但众多士子却在诸多渠道中经过重新分化组合，而继续掌控着各种权力资源，占据社会权势的重要位置(90)。张亚群的《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91)，从科举改革与废止的视角，系统考察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转型的动力、原因、过程、特征和影响。白文刚的《应变与困境：清末新政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92)和张小莉的《清末“新政”时期文化政策》(93)，系统论述了清末新政时期的思想控制与文化政策，弥补了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 刘增合的《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94)以鸦片税收与清末新政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为清末新政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该书着力探讨了晚清鸦片税收的变动趋势及其对新政改革的重大影响，深入分析了鸦片禁政与清末新政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并且力图从中透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揭示清末政治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深入理解剧烈变动的社会矛盾。 有关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研究，是这个时期新政研究的重点。高旺的《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95)，是关于宪政改革的总体研究。该书从政治学的视角，将清末宪政改革置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坐标系中，通过对官制改革、地方自治、政治参与、宪政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具体考察，并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较，论述了清末宪政改革的成败得失，及其对晚清中国政治转型和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 陈丹的《清末考察政治大臣出洋研究》(96)和柴松霞的《出洋考察与清末立宪》(97)，是对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及其与清廷预备立宪关系问题的专题研究。彭剑的《清季宪政编查馆研究》(98)，则专门研究了号称清末“宪政枢纽”的机构宪政编查馆。这些著作提供了清廷预备立宪决策及其运作的一般情形。 关于中央政府机构与官制改革。清末新政时期中央机构改革过程中设立的新部门，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关晓红对于学部的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其《晚清学部研究》(99)一书对于学部的渊源流变、机构设置、职能权限、人事关系、经费筹措与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着重论述了学部在发展近代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及社会政治变革方面的作用。苏全有的《清末邮传部研究》(100)则对邮传部的成立背景、官制、机构、经费、规章管理、职掌等制度层面作了系统研究，重点论述了该部在发展中国交通事业和回收利权方面的事功，尤其是对其政策决策作了深入检讨和重新审视。王奎的《清末商部研究》(101)则具体研究了商部与农工商部的组织机构与具体运作，及其在清末新政时期振兴农工商业经济的举措与作用。 关于地方官制改革。关晓红有关督抚衙门结构与外官制改革的系列论文值得注意。随着社会变动与政治格局变化，晚清督抚衙署房科结构日趋复杂。其新旧杂糅的特征，与文案处及文案委员的出现相辅相成，既反映出近代行政职能扩展和业务细分化的趋势，奠定了1907年外官改制的重要基础；同时亦表明变化中的旧式督抚衙门已渐具近代省级政府的雏形，成为从传统幕府转向近代职官制的重要过渡。有清一代，行省最高权力中心督抚衙门的行政运作和结构演变，经历了从私人性质的非正式组织，至正规行政体制建构的重要转变。这个过程至少应分为幕府、文案处和幕职三个阶段。清季新政的外官制改革，以借用唐宋幕职为形式，通过分科治事体现了近代科层制精神，将体制内外机构整合改造，使幕友成为职官，并设会议厅议政决策，其建置反映了清季内外官制改革的成果，在行省机构从传统官制向近代行政体制过渡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一变化过程表明，清末政制的转型，决非单纯移植西方制度，而是社会变动与实际需求内在潜因促动下，逐渐突破旧有规制束缚，部分借鉴原有体制中的其他形式，以表达新的政治诉求，不断导致职能转变与内容更新的结果。清末直省会议厅的设置，标志着行省政务决策模式由督抚独断和幕友私人参谋向近代行政合议制的转换。清末新政官制改革所反映出来的中西行政概念差异，以及围绕会议厅规则的几番变异，展示出近代政治制度变革进程的艰难与曲折。清季官制改革启动前，程序和步骤均有不同方案，选择结果对改革进程不无影响。当朝执政未能统筹全局，却照搬外国经验，从而内外官改制难以协调，督抚的双重身份又成为官制改革的症结及矛盾焦点。因改制而权力频受削弱的督抚设法图存扩张，由此引发的权与利的争斗，加速了清王朝垮台。所遗留的省级行政权力及其长官身份地位问题，成为民初割据纷争要因，且依然困扰着后来行政体制的规划者与建设者(102)。另外，马小泉的《国家与社会：清末地方自治与宪政改革》(103)，从社会政治结构和政治发展的角度，系统地考察了清末地方自治运动，尤其着重考察了清政府在地方自治问题上的政策与措施以及清末地方自治在中国早期地方政治现代化历程中的地位和影响，有助于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和宪政改革的认识与理解。魏光奇的《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104)，则对清末县制改革有较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基层行政改革研究的实例。 关于法制改革，法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值得关注。借鉴与移植西方近代法律制度，是晚清法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张德美的《探索与抉择——晚清法律移植研究》(105)对晚清法律移植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系统地探讨了晚清法律移植的背景与原因，并从法理移植、司法移植、立法移植三方面对晚清法律移植的具体实践进行了全面论述。王健的《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晚清西方法的输入与法律新词初探》(106)，以西方法律词语的输入及其对中国法律新词影响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晚清时期西方法输入中国诸问题，以及日本化的西方法律词语流入中国的途径及其对建构中国近代法的重大影响等方面。卞修全的《立宪思潮与清末法制改革》(107)，考察了清末立宪思潮的兴盛及其对清末制宪、修律与司法制度改革的推动作用。尤志安的《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研究——以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近代化为视角》(108)，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近代化的角度，系统论述了清末刑事司法改革的原因、过程和影响。李启成的《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109)，则具体研究了晚清各级审判厅成立与运作的过程，从程序与实体两方面分析了各级审判厅对传统司法审判制度的突破，及其在运作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张从容的《部院之争：晚清司法改革的交叉路口》(110)，则对清末司法改革过程中法部与大理院关于司法独立、政治资源重新分配、相互职能分工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高汉成的《签注视野下的大清刑律草案研究》(111)，具体考察了清朝中央各部院与地方督抚有关《大清刑律草案》的各种签注，及其对《大清刑律》制定的影响与作用。谢如程的《清末检察制度及其实践》(112)，从制度、实践、理念三个层面立体地描述了清末检察制度运作的基本情形。陈煜的《清末新政中的修订法律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一段往事》(113)，是对清末新政时期法制改革主导机构修订法律馆的专题研究。 关于地方新政研究，董丛林等的《清末直隶新政研究》(114)与《清季北洋势力崛起与直隶社会变迁》(115)，以及徐建平的《清末直隶宪政改革研究》(116)，具体研究了首善之区直隶的新政与宪政。沈晓敏的《处常与求变：清末民初的浙江谘议局和省议会》(117)，是浙江谘议局的个案研究。刁振娇的《清末地方议会制度研究——以江苏谘议局为视角的考察》(118)，则以江苏谘议局为例，考察了清末地方议会制度的理想与实验，及其成败得失。 清末新政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不少，其中关于边疆地区的新政研究更是薄弱环节。赵云田在发表相关研究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出版《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119)一书，对于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在清末新政时期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并为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与辛亥革命史、立宪运动史的研究相比，清末新政史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势头迅猛。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研究时段的下移，当近代史研究不少领域的研究者纷纷转向民国史的研究时，清末新政史研究即成了晚清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清末新政史的研究领域逐渐拓展，专题研究不断深入，相继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较高水平的研究论著，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专题研究成果。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仍然缺乏一部全面系统叙述清末新政整体历史的高水平的代表性著作。学界期待着这样一部有分量的通史性的《清末新政史》。 二 研究范式转变的利弊得失 关于清末最后十余年历史的研究，有一个明显的从革命史研究到现代化研究的范式转变问题。其原因与时代变迁及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背景密切相关。不同的研究范式，在方法上有不同的切入点，在内容上有不同的研究重点，在价值判断上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其利弊得失是值得认真总结的。诸如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淡化与边缘化、清末新政史与立宪运动史研究成为热点，以及所谓“告别革命”、把清帝退位解释为“光荣革命”等论调，均需要进行学理上的检讨。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并不是新东西，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40年代，蒋廷黻与范文澜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代史》分别是这两种范式的典型代表作。这两种范式的产生是特定时代社会政治的产物，其在学界的影响与命运也同时代的变迁与社会政治的转型密切相关。张海鹏先生认为：“从整体上来说，20世纪中国政治的演变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演进影响最大。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研究取向的变化，折射着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本身的变迁，尤其是折射着100年来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的起伏涨落。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每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判断，主要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来源于对当时中国现状与未来走向的判断。每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潮、政治意识形态和普遍的社会政治心理，往往构成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话语和基本概念。这种学术话语所形成的学术氛围，规定和控制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向，左右着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命运。”(120)可见学术与现实政治密不可分，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政治的影响。正是由于时代与政治的因素，长期以来，大陆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还是遵从革命史范式。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形势下，现代化问题一时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自然也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取向。1987年，岳麓书社以“旧籍新刊”的方式，重印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陈旭麓先生在“重印前言”中写道：“要以‘近代化’来改变‘中古’的面貌，这是历史的逻辑。蒋廷黻在历史的推进中感知了这个逻辑，所以也就能触到近代中国的这个总要求。”(121)这是对现代化范式的充分肯定。 9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行，现代化理论更是学界的时髦话语。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开始发生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转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个范式转变，并不是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而实际上是用现代化范式补充革命史范式。“范式”一词来自美国，无论其原意如何，中国学者使用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是有变异的。除了极少数学者走向极端以外，在一般中国学者看来，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并不对立，只是在观察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时各有偏重而已，其实毋宁说这两种范式是具有互相补益的功效。具体到对于清末十余年历史的研究，以往学界主要是以辛亥革命史为主线，这显然是革命史范式为主导，在引进现代化范式后，清末新政史与立宪运动史也便受到应有的重视。对于这段历史的观察，没有谁会主张可以用清末新政史与立宪运动史取代辛亥革命史。即使“告别革命”论者，也只是企图否定革命的历史价值，而并不能漠视辛亥革命的历史存在。 在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转变的情形下，学界出现的一个基本状况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淡化与边缘化，清末新政史与立宪运动史研究成为热点。 在长期由革命史范式主导下，辛亥革命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出版和发表了大量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据章开沅先生的观察，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势头，在80年代后期就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二：“一是文化史热和现代化研究，吸引了部分辛亥革命史研究者，分散了他们的精力；二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达到相当高度(所谓‘学术高原’)，如想有进一步发展与重大突破，需要有一段时间的重新积累与探索。”(122)章先生观察到的现象，正是用革命史范式研究辛亥革命已经难以突破，因而开始向现代化范式转变的情形。其中有一个趋势值得注意，随着研究范式的转变与研究方法的更新，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逐渐由政治史向社会史、文化史等研究领域渗透与扩展，为认识这个重要的政治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正如严昌洪、马敏二位先生在展望新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时，提出“有可能实现由单一的政治史研究范式向‘总体的’、‘综合的’社会史研究范式转换”的观点(123)。实际上，辛亥革命史研究由政治史向社会史转变，既是研究视角的延伸，但同时也是边缘化的表征。如前所述，新世纪以来，当辛亥革命史研究陷入了难以突破的瓶颈时，一方面是很少再有学者用革命史范式研究辛亥革命，另一方面是用现代化范式研究与辛亥革命相关的清末新政史与立宪运动史的学者逐渐增多。 随着现代化范式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当革命史研究日趋淡化与边缘化时，改革史的研究则备受学界关注，并有渐成细化与深化之势。立宪运动史，尤其是清末新政史，本是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近年来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应该说，在进一步揭示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同时，加强对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的充分研究，将更加有助于认识清末最后十余年那段复杂多样的历史。 从革命史范式向现代化范式的转变，使历史认识可能更加丰满，更加完善，但与此同时，如果走向极端，就可能发生贬低甚至否定革命的偏差，以下所述“告别革命”论与“光荣革命”论是两个典型的事例。 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界出现一种“告别革命”论，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要否定辛亥革命。论者有谓：“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场暴力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当时中国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康、梁所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的暴力革命的道路。现在看来，中国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其实是不必要的。”(124)这种论调的产生，有特定的政治背景，并在学界有一定的影响。改良与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两条道路。立宪运动与清末新政均属于改良的范畴，是立宪派与清政府主导的试图挽救清王朝命运的和平发展道路，最后以失败告终。如“告别革命”论者所谓，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按照立宪派的改良主义道路和清政府新政改革的方向，可以更好地和平发展，从而完全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其实这只是假设。客观历史事实是，立宪运动与清末新政的道路均没有走通，最终是辛亥革命以暴力推翻了清王朝。这不是革命出了问题，而是立宪运动与清政府的新政出了问题。对于清末新政的结局，时人即有颇为敏锐的观察。如御史胡思敬曾痛切陈言：“朝廷力行新政，原以图富图强图存，而不料转以速贫速乱速亡。”(125)确实并非危言耸听。对于清廷预备立宪的命运，时人也有惊人的预测。如第二次出洋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曾预言：“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126)不幸而言中，这真成了清末新政与立宪结局的谶语。历史是无比地残酷，又是无比地鲜活，任何抽象地谈论改良与革命的好坏都没有意义。改良是温和的革命，革命是激进的改良。究竟应当是进行温和的改良还是激进的革命，是由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这并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许从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角度看，告别未来的革命确实是善良的主观愿望；但要告别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革命，从逻辑与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今天对辛亥时代的反思，与其老是纠缠于革命出了什么问题，还不如深入探究改良的道路为什么就走向了死胡同。清末新政与立宪的目标本有消弭革命的意图，但结果却不可避免地走向了革命，这才是最值得今人高度警惕与深刻反思的问题。 201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法学界有人翻出尘封百年的《清帝逊位诏书》，把清帝退位描述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论者试图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阐述《清帝逊位诏书》的宪法性意义，认为逊位诏书虽然不是一个形式完备的宪法文本，但它总结和承载了晚清以来若干次或被动或主动的改良立宪运动，有效地节制了革命激进主义的潮流，弥合了革命造成的历史裂痕，正是《清帝逊位诏书》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同构成和发挥了现代民国的宪法精神。这种从政治宪法学观察历史的视角，对于历史学确实不无启发意义，但其用法理上的逻辑推演剪裁客观历史事实，立论高玄，并不可靠。其致命的问题有二：一是生造历史事实。比如，为了论证袁世凯是“中华民国之父”，生造一个2012年2月13日与南京临时共和政府同时存在的北京临时共和政府，认为：“在1912年2月13日这样一个历史时点，中国事实上存在南北两个共和政府。”实际上，清帝2月12日宣布退位后，清政府并没有变成共和政府，2月13日袁世凯也没有组织新的共和政府，那么这个所谓“北京临时共和政府”从何而来？显然是无中生有。后来袁世凯组织的北京临时政府就是对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的继承，这两个临时政府都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只存在承继关系，而没有合并事实，孙中山与袁世凯相继出任中华民国第一、第二任临时大总统，怎么能说袁世凯是“中华民国之父”呢？二是法理逻辑混乱。又如，在批判冯玉祥驱逐溥仪时说：“当军阀冯玉祥用刀枪把逊位清帝赶出故宫之时，这件标志性的武力行为不但严重违背了逊位诏书的宪法性法律，而且也斩断了中华民国与传统帝制之间曾经通过逊位诏书所发生的契约性联系，斩断了两个政治体之间的最后脐带，把这个王室所可能维系的传统文明之尊仪和光荣一起彻底消灭了。”且不追问袁世凯洪宪帝制与张勋拥溥仪复辟是否“严重违背了逊位诏书的宪法性法律”，就其对冯玉祥的批判来说，据此，是否所谓《清帝逊位诏书》就失去了效力呢？那么此后的中华民国是否就没有承继清朝法统的合法性了呢？可是，论者在赞颂《清帝逊位诏书》的价值时，又说“我们的两个共和国(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分享着这份富有生命的遗产而不自知”。如果冯玉祥已经“斩断”、“彻底消灭”云云，这份遗产又如何“富有生命”而后人又如何“分享”呢？在历史事实与法理逻辑都不可靠的基础上，再眩人耳目的玄思妙想也只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其实，真正关键的问题是，论者的意图还是要贬低革命。比如，论者虽然标榜“并不是要全然否定辛亥革命的意义”，但却高度赞颂所谓“和平禅让”，认为“以《逊位诏书》这份契约性文件所规定的清帝逊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古今之变以一种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形式完成了承上启下的历史性转型”，并一再说“革命激进主义的可怕后果”、“革命激进主义也好不到哪里”，最露骨的是对“国民革命”或“大革命”的丑诋，有谓：“上个世纪20年代发端的大革命潮流，是民国宪制失败最为微妙而丑陋的写照。”(127)论者声称要用《清帝逊位诏书》“安顿”革命，但不知究竟把革命“安顿”何处？可见，所谓“光荣革命”论者抬出《清帝逊位诏书》，实际上无异于“告别革命”论的借尸还魂。这种历史与逻辑不相统一的非历史主义的论调，无论花样如何翻新，徒能混淆是非，而对学术研究并无助益。 现代化范式的引入，使得关于立宪运动与清末新政的研究已基本上进入较为规范的学术研究领域，但是也有其明显的不足之处，就是对立宪运动与清末新政在总体评价上不甚客观，有故意拔高而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其实，人为地以贬低辛亥革命来抬高立宪运动与清末新政，从纯粹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并不是客观的历史主义的态度，是片面而不可取的。深入研究立宪运动与清末新政的前因后果，剖析立宪与新政改革失败的深刻的历史原因，有助于客观公正地理解那段历史，从而有效地抵制一切非历史主义的观点。 三 几个新的研究趋向 纵论中国近代史研究，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经获得新生，那么，90年代便开始了一个学风的重要转向。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20世纪9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显’的时代，学术界的时尚已不再以谈论思想的新奇为高，而以论‘学术功底’为尚”(128)。如果把这种现象理解为一个学术研究风向的转轨，那么，其趋向实证的结果可能会更加切合学术本身理性、深沉的品格，而使学术研究获得真正的发展。关于清末十余年新政、立宪与革命历史的研究，正深受此种学术风气之影响。回顾及此，有以下五个值得注意的新趋向： 一是关注新政、立宪与革命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这不是三个孤立的事件，而是紧密相关、相辅相成、互相作用的三大政治运动。关于清末最后十余年历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学术界的研究主要是以辛亥革命为主线。诚然，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考察，将清末最后十余年政权更替的历史纳入革命史的框架本亦无可厚非，辛亥革命作为一次致力于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民主革命运动，无疑是当时历史的一根最基本的主线；但是，从政治结构变动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还是一个中国政治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时期，政治近代化在革命的过程中发生，使历史更具复杂性。因此，对于清末新政与立宪运动的研究，不能只是为辛亥革命史的叙述作铺垫。事实上，正是新政、立宪与革命三方面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清末乃至民初中国政治的新走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新政、立宪与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错综复杂，使清末最后十余年的历史构成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历史的多样性不能化约为单一的线条。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如果在考察革命史的同时，能够充分关注新政与立宪的历史，尤其是能够揭示新政、立宪与革命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那么，历史认识将会更加全面系统，也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二是继续加强清末新政研究，可望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一部全面系统叙述清末新政整体历史的高水平的代表性著作《清末新政史》。清末新政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制、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改革运动。关于清末新政各个领域的具体研究，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不平衡性：个别问题探讨较为深入，大多数问题的研究显得相当薄弱。这不仅仅是一个论著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一个从根本上缺乏深度的表现。可以说，清末新政研究还只是处于一个刚起步的初级阶段：一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另一方面还有许多问题亟待深化研究。诸如清政府实施清末新政的内外动因，新政从决策到实施的动态过程，地方新政的区域性比较研究，以及列强与新政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清末新政研究的领域非常广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可以进一步拓展，新政的价值与意义需要更多深入具体的实证性研究来阐释和证明。 三是加强制度史的研究，从事件史研究回归制度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本来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学术界侧重事件史，而对此传统有所背离，现在是回归的时候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清末最后十余年正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制度变革与转型的关键时期，制度变革与转型无疑是这段历史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但以往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却相当薄弱。无论是辛亥革命史研究，还是立宪运动史与清末新政史研究，相关制度史研究都是一个亟待加强而且大有可为的领域。 四是关注制度转型与社会变迁的研究。清末新政、立宪与革命的最直接的后果是制度转型，与此紧密相关的是社会变迁。制度转型如何影响社会变迁，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事实上，任何政治事件都不是孤立的现象，政治史的研究当然也不应该孤立地进行，因此跨领域的研究便显得非常必要。要充分把握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关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从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研究清末新政、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等政治事件，可以获得全新的观察视角；另一方面，走出单纯事件史的路径，充分关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态势，将有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使原本纷繁复杂的历史尽显其丰富多彩的本相。 五是关注清朝灭亡史的研究。这不仅仅是一个革命的问题，从清政府新政的角度，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比较全面地向西方学习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初始阶段，其最深刻的历史教训是，没有完成从体制内各项改革向政治体制改革的转型，也就是说，以预备立宪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是清末新政失败的关键。全面系统地总结清末新政的经验教训，对当今改革事业不无借鉴意义。一方面，清末新政是中国向西方学习走现代化道路的重要阶段，其各方面变革的广度和深度均超过了此前的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积累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经验。另一方面，清末新政的目标本是挽救清王朝，但结果却使清王朝走向覆亡之路，其失败的教训是深刻的，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吸取。 当然，可能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需要继续探究。即便如辛亥革命史研究，虽然已经达到所谓“学术高原”的高度，但也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章开沅先生在辛亥百年之际提出“三个一百年”说：“即100年历史背景，100年的历史本身，都需要通盘研究，同时还要进行未来100年的展望。”(129)其实，辛亥革命的最大历史贡献在于推动中国政治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的转型，这种永远彪炳史册的功绩，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将历久而弥新，只要中国历史还存在，就有不断深入研究的价值。再诡谲喧嚣的历史总会悄无声息地消逝，而艰难寂寞的历史研究却有永远画不完的句号。 注释： ①胡绳武、金冲及：《论清末的立宪运动》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②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韦慕庭先生序，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9年版。 ③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 ④泰东图书局1914年版。 ⑤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⑥中华书局1930年版。 ⑦中华书局1934年版。 ⑧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 ⑨上编，革命史编辑社1928年版；中编，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0年版。 ⑩商务印书馆1945-1947年版。 (11)上海历史编辑社1924年版。 (12)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版。 (13)生活书店1948年版。该书经多次修订，后改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由人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 (14)《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1页。 (15)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16)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18)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9)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20)中华书局1962年版。 (21)章开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三十年》，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21～2129页。 (22)林增平、郭汉民、李育民编：《辛亥革命》，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12页。 (23)《历史研究》1977年第1期。 (24)《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25)罗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第3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162页。 (26)人民出版社1980-1981年版。 (27)中华书局1981-1982年版。 (28)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91年版。 (29)刘大年：《论辛亥革命的性质》，《赤门谈史录》，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121页；章开沅：《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 (30)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 (3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2)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3)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4)巴蜀书社1993年版。 (3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36)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7)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3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39)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八种著作是：陈胜粦主编：《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庆贺陈锡祺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林家有、高桥强主编：《理想·道德·大同——孙中山与世界和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王功安、林家有主编：《孙中山与祖国和平统一—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段云章：《孙中山对国内情势的审视》，李吉奎：《孙中山的生平及其事业》，桑兵：《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周兴樑：《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林家有：《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 (40)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五种著作是：章开沅、田彤：《张謇与近代社会》，罗福惠：《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严昌洪、许小青：《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马敏：《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观念研究》，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4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2)中华书局1962年版。 (43)《历史教学》1962年第8期。 (44)《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4期。 (45)《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5期。 (46)《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47)《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 (48)《历史论丛》第4辑，齐鲁书社1983年版。 (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0)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1)《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 (52)《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 (53)中华书局1986年版。 (54)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56)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7)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8)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9)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0)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 (61)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 (62)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3)扬州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64)河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65)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66)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67)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68)《史学月刊》1960年第4期。 (69)《历史教学》1966年第2期。 (70)《史学月刊》1982年第6期。 (71)《北方论丛》1984年第2期。 (72)《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 (73)《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74)《学术月刊》1985年第2期。 (75)《北方论丛》1985年第5期。 (76)《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 (77)《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 (78)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 (79)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0)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1)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2)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83)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84)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 (85)《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86)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87)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8)中华书局2009年版。 (89)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90)关晓红：《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91)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2)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3)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9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9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97)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98)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99)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00)中华书局2005年版。 (101)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02)关晓红：《晚清督抚衙门房科结构管窥》，《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清季督抚文案与文案处考略》，《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改革中的幕职分科治事》，《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独断与合议：清末直省会议厅的设置及运作》，《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种瓜得豆：清季外官改制的舆论及方案选择》，《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晚清直省“公费”与吏治整顿》，《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清季外官改制的“地方”困扰》，《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晚清局所与清末政体变革》，《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清季外官改制的试办与成效》，《史学月刊》2011年第11期；《辛亥革命时期的省制纠结》，《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 (103)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4)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105)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6)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8)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0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13)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1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15)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1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11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118)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19)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20)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东厂论史录——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与思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12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页。 (122)章开沅：《50年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23)严昌洪、马敏：《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124)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5版，第103页。按：该书1995年出版第1版，作者在第5版前言中特别声明：“除了增加新篇(辑六：若干提问)之外，我们对原来版本的内容，一字不改，全部保持原样。” (125)胡思敬：《请罢新政折》(宣统二年五月二十日)，《退庐疏稿》卷2，南昌问影楼1913年刻本，第43页。 (126)《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奏立宪必先正名不须求之外国折》(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七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37页。 (127)以上引述有关内容见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4、73～75、98、100、102、115、153页。 (128)马勇：《50年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29)章开沅：《辛亥百年遐思》，《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