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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著从大的学术脉络看，彰显的是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传统。张著的参考论说中不乏裴宜理、周锡瑞、叶文心、毕克伟、柯伟林等美国中国学谱系中的学者。其中对作者影响最大的或还是魏斐德教授。在自序中作者提到：1994-1995年访美期间最难得的收获来自魏斐德教授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的评论和其后两次单独与他的讨论（第2页）。何以魏氏的意见如此重要？回顾魏氏对于上海史研究的一些基本思路，概要而言有三点： 第一，魏氏师从“莫扎特式的史学家”列文森，从日后的作品看，魏氏拥有不逊色于老师的惊人史学天赋。这种天赋从表象上说是读其书如读侦探小说般过瘾，若学术性地概括则表现为：跨地域文化的感受能力、史事之前后左右的联系能力和对政治、社会多面复杂性的穿透能力。基于此，魏氏经常会感到“任何现成的西方概念都难以容纳现代上海历史的丰富与多样性”（第3页）。 第二，魏氏研究上海，一方面掌握有丰富的史料，他的“上海三部曲”引用的资料“大到系统的档案卷宗，小到各式市井小报，各式文献和图书资料达数千种，很多极为生僻，即使根据名目按图索骥尚不易寻得”（韩戍：《三个时代的上海警察与社会治理》，《新京报》2011年9月22日）。但另一方面，魏氏不会被史料所束缚，他用娓娓道来的叙事描绘现代上海的多元文化和不同时期的各方权力争斗。 第三，在上海史研究中，魏氏特别强调现代中国历史演进的相关性和连续性。以《上海警察》为例，他要建立的就是“晚清改革、国民党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间的联系；抢劫者和革命者之间的联系；警察和罪犯之间的联系；不同背景的特务之间的联系；从1910年的天津警察、1931年的上海公安局到共产党中国之间的联系”。 这些基本思路在张著中都有一定的体现，据作者总结：“魏斐德教授的意见促使我带着明确的‘转型与延续’相统一的问题意识跨入1949年以后的上海史研究，不再为‘规律’、‘必然’与政治褒贬所构成的‘目的论’或‘决定论’史学所左右，也不再让丰富的历史材料成为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等二元对立概念的填充物，而着力去发现1949年以后天翻地覆的政治改造表象背后延续着的历史本身的逻辑发展。”（第3页） 张著不太彰显，但也极其重要的另一条学术脉络则是她多年来对大陆上海史研究成果的“继承性反思”。读书自无定法，但笔者以为张著较为适宜的读法或应从附录的七篇文章读起，它们无论是对于理解本书还是上海史研究的深入都有着“旧文新读”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第一，当下治国史者除少数几位最出色学者外，不少研究都难脱从1949年谈起的“横空出世”之病。这些作史者往往因缺少晚清和民国的“前史”积累而造成其成果一往前推就露出马脚。而附录中的《论上海里弄》和《沦陷时期上海的保甲制度》两文正为我们理解第一章五十年代上海的“里弄换颜”提供了长程的视野和“前史”的关照。 第二，作者自1990年起已经对历史自身的复杂发展与以简单褒贬为表现形式的“历史意义”挖掘间的紧张性做出了思考，这最突出地表现在并未正式发表的《上海租界研究的思路更新》一文上，作者写道：“如果把上海租界视为一个多元价值体系，将研究思路从褒贬相加的价值判断转向价值关系的阐述，上海租界研究可能会向客观和全面靠近一些。一切与上海租界有关的历史素材都应当进入研究的视野，而不是根据既定的褒贬判断进行筛选。”（394页）这段话写在1993年，恰在作者赴美之前，但它又与前引作者受魏斐德影响后的研究思路有异曲同工之呼应，足见一个学者对于另一个学者的“影响”并非仅是单向度的关系，“影响”对于一个好的研究者而言，很多时候是等待着一把钥匙来打开她内心早已准备好的呼应结构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