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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张著，我们可以发现，正是有了结合长程历史和私人生活对上海本乡的独特体验，张著在不少地方展示了如何用体验性来突破做“区域”之难题。 首先是体验性对于“档案话语”的修正与穿透帮助极大。张著处理史料之最大宗无疑是形形色色的档案。这些档案可以视作关于五十年代地方政治运作中的各种“表达”，这种种表达是由无数意识形态化的概念、词汇和语言所组成，稍不留神就会跌入前文所述的“又一枚棋子”的陷阱。但作者因熟悉上海的社会与文化而在档案处理上颇有独到之处。如她在讨论上海五十年代的香港电影热时，就充分挖掘出政治话语掩盖下上海市民特别是青年们乐看、爱看、追看香港电影的那些简单、直白、生动的理由，进而重现被档案所遮蔽的多彩生活。如有人说就是专为看“主角陈思思面孔漂亮”，才千方百计去觅得《美人计》的电影票；又有人说：“香港明星是‘人嗲，演的嗲’”；也有人说：“我三天三夜（排队购票），就是为了《新婚第一夜》，今后找对象，就要夏梦一样嗲的女人。”（289页）而有了观众群的考量，作者亦注意到电影经营者依旧延续着“在商言商”的特性，往往努力规避政治束缚，追求上座率，想方设法多多放映“打得结棍、苦得厉害、既轻松又紧张”的香港片（290页）。 第二，在档案和其他历史资料之外，作者善用个体记忆与作为上海人的集体记忆来描摹“最难以呈现”的感觉、体验层面的历史，第五章即指出优秀红色经典中的英雄人物给上海观众留下的印象竟往往不如片中的“反面人物”。如1958年的国产电影《英雄虎胆》，上海人记忆最深的是其中的女特务“阿兰小姐”，而不是深入虎穴的英雄曾泰。“阿兰小姐，来一个伦巴”成为了当年许多上海人茶余饭后讨论这部电影时能脱口而出的一句台词（293页）。这种观察如果没有植根其间的“区域体验”，大概是很难得到的。 第三，上海作为一个超大型都市，其“多元异质”的社会特性要长期生活浸淫于其中方可能抓住一点神髓，而张著对这种社会特性往往能通过寥寥数语传神地表达出来，如说到上海里弄内的“异质人群”，作者就用上海邻里间表征彼此关系的许多称呼来证明“五方杂处之近密”，如老山东、小广东、亭子间好婆（苏州人对外祖母的称呼）、阁楼大大（扬州人对伯父的称呼）、前楼爷叔（上海人对叔叔的称呼）、后楼阿娘（宁波人对祖母的称呼）等（30页）。 综观全书，作者着力揭示的是一个“都市迅速远去，摩登依旧在场”的1950年代上海。所谓“远去”指的是“1950年代的上海，确实称得上天翻地覆，国家的动员与掌控能力前所未有，一个统一有序的上海社会奇迹般地出现”（15页）。这段“远去”的历史无论是史家还是读者或相对还比较熟悉。但“摩登依旧在场”，“上海历史与上海经验并没有在1949年这个历史转折点上戛然而止”则是张著对1950年代上海史“去熟悉化”后重新书写的一大贡献（17页）。相较各种沉溺在追慕摩登、怀旧往昔情绪中的历史书写，从张著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一个上海人——她成长于1949年后，曾在艰难时世中暂时远离过这座城市，后来又因其专业而熟悉了解这座城市“由溪入海”、走向现代的复杂过程——其内心更大更深的关切，即上海的世界沟通、上海的地方文化之根与各类上海人鲜活的生命故事。在这种关切里联结了人性与历史，老城厢与新都市，霓虹灯内和霓虹灯外，地方、国家与世界乃至历史的亲历者、书写者与阅读者，正基于此，读这段历史就不能不有所感慨，同时又不能不有所感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