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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李小妹为个案，张著就从“天时”——选举法定程序（联合提名制与等额选举原则结合）对她的助力、“地利”——李所在的纺织行业和供职的仁德纱厂在选举中的独特政治优势以及“人和”——仁德纱厂的“微观政治环境”令她成为了厂里既符合“官意”，又符合“民意”的候选人等三个方面梳理出了一条看似顺理成章、实则玄机重重的底层“劳动人民”跻身人大代表行列之路（108-113页）。 而就上下历史沟通这一难题而言，“上层史与下层史的研究不仅不相冲突，而且是互补的，若能两相结合，则所获甚丰”（参见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张著可能正是一个“两相结合、所获甚丰”的例子。她在第二章中对新中国第一次普选中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塑造”与底层民众自我认同之间的张力给予了充分关注（132页）。除了探究普选运动本身的机制外，她更努力去寻找中共在1953年初迅速启动普选和制宪的原因。对此作者与张鸣等学者有类似思路，即与斯大林的强力推动有关（129页）。同时中共又非全盘，而是有选择性地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这主要是因为中共认为“把共同纲领变成国家基本大法”、通过普选将“联合政府”渐转化为“一党政府”（129-131页）符合这一阶段革命的需要。然后作者将上层史研究之成果与上海的地方普选勾连起来，提出了一个多面相的结论，即中共高层的认识和理念使得普选在为底层民众打开上升通道、激发其政治热情的同时，又和制宪一起成为中共“继续革命”链条上的一个关键环节。 如果说“重构延续性”与“建立机制性”这两种武器具有一定的学术方法论意义，那么作者还有一种武器或许就属于“独门秘技”，使得此书具备了鲜明的个人风格，此即“区域体验”。 做“区域”或者“地方”之困难往往在于如何展示和凸显“区域”的独特性，使得区域不再是“全国一盘棋”中与其他棋子类似的“又一枚棋子”，同时又要回答这种独特性是以哪些方式和各种普遍性相联结的。而作者因自己的“区域体验”有着解决这一难题的优势。 从附录中的《从小溪到大海：上海城市历史和现代教育》一文可知作者的曾祖父是清末上海梅溪学堂的创办人、南洋公学（交通大学之前身）首任华文总教习张焕纶。作为上海城墙内的“老上海人”后代，她对上海的历史变迁有一份源自于家族血脉的独特感受。一方面作者系怀于历史的苍凉与无奈，看到了“消失在大上海百年历史之中的，远不止张焕纶这个具有新思想的老学究，而是整个上海老城厢和它的居民”（413页），但另一方面使她感到震撼的是，取代城墙内“老上海人”的新上海人在成为现代都市人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增添和强化了上海文化的开放和宽容的特质”，塑造了令人瞩目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海派文化（414页）。 当然对于新上海人取代“老上海人”的历史，或可以有更多的话可以说一说。现代上海的开放是一个“面向世界”直至“走向世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西潮、新潮澎湃而汹涌。如何在潮流中站定脚跟，海派文化究竟因何而成立就变为一个令人颇难回答的问题。回溯以张焕纶等为代表的“儒家经世读书人”的经历，则为问题的回答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源。沈恩孚写的《张先生焕纶传》就曾说道:“其（张焕纶）立教以明义理、识时务、体用兼备为主旨。其教科为国文、舆地、经史、时务、格致、数学、歌诗等；甲申年始增英法文，旁及洒扫；应对进退与夫练身习武之术……尤尊重德育，选古人嘉言懿行为常课。”无疑张氏强调的不是无根的“海纳百川”和无原则的“有容乃大”，而是一种“胸有定见，心有固守”式的开放，其定见与固守来自于儒学，又部分超越了儒学。“张传”又说：“中法之役，俾学生受军事训练，率之夜巡城厢，闻履声者皆知其为梅溪生矣”，这体现了“儒家经世读书人”的胸襟抱负系于天下苍生，而具体实现则多立足本土本乡。既立足本土本乡，在晚清的衰世中“从事教育”为其中一正途。因此张焕纶被私谥为“宏毅先生”，沈恩孚亦能从其事迹追慕他“陶铸时彦，警醒后学”的流风。这种流风曾长久地泽被江南各地，在民国时期乃至今日亦能见其余绪，听其回响，却慢慢与上海的都市文化绝缘。今日返观，当多有长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