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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这句话又告诉我们所谓“延续性”不等于“相似性”，更不等于“重复性”，而是要凸显历史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正如鲁迅所言：“看中国进化的情形，却有两种很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然而就并不进化么？那也不然，只是比较的慢，使我们性急的人，有一日三秋之感罢了。”（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作者在接受访谈时也曾说到一些国外学者关于“延续性”的开拓性研究。她一方面肯定这些学者筚路蓝缕的创见，但另一方面亦尖锐指出若单纯比较政策相似性，则可能慢慢“也会走到一个死胡同”中去。 因此重构“延续性”的焦点应在于考察“延续当中怎样发生转型和裂变”，即“历史的非凭空创造和有负担前行”。所以一方面，作者对各章不囿于1950年代的部分极为重视，有些章节文字虽不多，但或有前期研究积累，或体现在背景梳理与行文点睛之中，另有些章节则直接将民国上海与五十年代的上海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第四章《约园内外：大变局中的黄氏兄弟》就把时限定为1930-1966年。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与历史延续性相关的问题，如“教会大学的消亡、高等教育的体制转型及校园政治文化的变迁如何侵入学人的知识结构、价值取向和精神世界，个体的能动性是否就此消解，个人的思想、精神与情感世界是否就此变得单调，个人的特殊经验又如何转化为新的政治文化意义”（193页）。这种贯通前后的提问方式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亦为上海城市史研究打开了“新路”。 另一方面若聚焦至五十年代，张著对当时上海社会与新政权碰撞互动时的复杂历史图景多有深刻而精彩的展现。第一章就梳理了当“新政权遭遇旧里弄”时所要应对的三大难题：一、上海基层社会的人口流动过频与空间分布过密；二、各阶层杂居，彼此职业不同、生活条件不同，福利要求亦有所不同，因此难以用一种政治号召驱动绝大多数居民的政治热情，也不可能存在长久的利益共同体；三、建立何种组织，既有别于旧保甲，又能有效地掌控社会，依靠哪些人去取代保甲，去建立和运行这样的组织。 正因为有这三大难题，之后的历史过程就不可能是一个按照“国家逻辑”，运用“阶级净化机制”彻底清除近代上海里弄中的社会基础的过程，而是“上海里弄社会的积淀之深、关系之复杂，利益之多元，远远超过了新执政者最初的估计与想象”（79页），然后新政权“一方面推动、允许或默认了社会按照自身诉求，营造一方‘新型’的自治空间；另一方面，沿用革命时期的政治动员经验，掀动底层，一波又一波专门针对里弄居民的清理整顿与普遍的政治运动相呼应”（80页）。最后革命、国家、社会共同建构了共和国早期的上海里弄。 在“重构延续性”之后，面对让基层民众发出声音和上下历史沟通的困局，作者动用了第二件武器——“建立机制性”。基层民众自然不可能完全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其绝大多数没有属于他们本身的史料。可是通过史家在史料之海中的艰难爬梳，抓住蛛丝马迹，建立非表面的历史机制本身的运作逻辑，基层民众亦能够在大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而非仅仅是大历史的背景和注脚。张著第二章就凭借对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普选的地方开展机制的剖析，让小人物生动鲜活地走入了历史。 在这个故事里既有吞金自杀的女工C，又有上了党报的老工人李杏生，更有成为区人大代表的女工李小妹。作者讲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并不是展示细节后的讲完罢了，也不是要通过他们来证实或证伪普选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勾连关系，而是要回答在普选的三个主要阶段：选民资格审查、选举动员和选举人提名到最后选举中，是什么让女工C因为选举而走向自杀，又是什么让一个默默无闻的老工人成功登上党报，同时令一个“极为普通甚至在政治上不善表现的女工”（108、109页）李小妹脱颖而出成为区人大代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