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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作者对于如何研究“上海社会史”做过不少自觉的方法论反思。在《近代上海社会研究界说》一文中，作者特别强调：“基层上海人一旦成为近代上海社会研究的主角，其意义就不限于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决定作用，而会牵动这一研究时限的变化”，因此“上海统治者的更换在某些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而在一些更为基本的方面，特别是市民的日常生活方式、文化范式，则可能无关宏旨”；考察基层上海人在近代化进程中的经历，“阶段的划分要模糊得多，甚至可以不考虑阶段的划分问题……上海的家庭模型、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很难用阶段来区别”（350、351页）。 这些方法论反思都证明作者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考虑“转型和延续”并存、互动和共生的关系。“立足基层，模糊阶段”虽然是精彩洞见，但一旦落实到具体研究时，会遭遇重重困难： 首先，近现代中国素以“变”而著称，所谓“阶段”的划分正是立足于变得多、变得广和变得深的预设之上。虽然近年来“变与不变”的交错互生已被不少学者所重视，但要讨论以“变”为鲜明特色的一段历史中的“不变”部分着实并不简单。 其次，为基层人物写“民史”是自晚清梁任公就积极鼓与呼并得到一大批读书人众声响应的作史思路，但时至今日，要切实地书写“人民群众自己的历史”又谈何容易。 最后，具体到张著处理的“国史”中，近年来的有趣现象是上层政治史的重构因档案的开放程度等问题而进展稍缓，反而是基层各种类型的史料层出不穷，精彩异常，为撰写共和国时期的“社会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突破的可能性。但这种上下层的错位与不平衡，也极容易造成地方“社会史”研究的碎片泛滥和诠释瓶颈，那么张著是如何应对这些艰巨挑战的呢？ 在笔者看来，作者是以包含了多种武器的“地方解剖术”来应对的。这里先谈其中最醒目的一件武器，即通过“重构延续性”来再解释1949年之“巨变”。作者并不否认1949年后上海社会的巨大变化，但她不能认同的是对于这种巨大变化的两种看似清晰、实则过于简化的历史诠释：一是中共对上海旧的社会结构及其社会基础进行了彻底的清除，并在此过程中以原来的底层民众为核心重构了社会，构建了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另一个则是1949年后党国体制走向顶端，国家吞噬社会，上海社会经历的天翻地覆的改造正是“极权主义”的一个佐证（24、25页）。 在作者看来，这两种诠释看似方向截然相反，却分享着相同的预设，即“1949年是一条巨大的鸿沟，彻底截断了历史！”但历史又怎么可能被彻底截断？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篇中的一段话最为深刻：“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张著中的话则是：“重建历史转捩点的丰富与复杂，打开重新解释1950年代之路。”（23页） 它一方面说明张著的“重构延续性”承认1949年是历史的转捩点。因此作者在各章的处理中都未淡化和忽视五十年代“改男造女态全新”的一面。如第一章指出：“在居委会的有效运作下，非单位人群投身政治运动之热烈可说是史无前例，保甲组织无可企及的政治功能也得以充分发挥，几乎每天的报章广播都报道这类消息。”（48页） 又说：“邻里间相互监督的强化一方面有助于加强居委会作为国家控制工具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使得政治运动渗透到居民的‘开门七件事’，成为里弄生活的日常方式。邻里和家庭的政治色彩更加凸显，共存关系持续紧张。”（71页）第五章总结说：“好莱坞的被驱逐（绝迹上海滩达30年之久）使上海电影市场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称雄数十年的美国影片从上海文化市场上退净……1950年底，上海电影市场已是国产影片和苏联影片的一统天下。”（276、27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