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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鼻子”司机Jarvis和司炉工阿尚等，都被紧急送进了塘沽的医院，但因伤势过重而死。有关这次车祸的遇难者人数，说法不一。《申报》笼统地说有几十位；上海的英文报纸The Chinese Times说，除了司机、司炉工之外，还有7名乘客当场死亡，更多的乘客因烧伤和摔伤，在随后几天死于医院，但该报道没有提及具体人数；《字林西报》则说，有12名当地乘客及2名司炉工当场遇难。 尽管各种记载的细节有所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的确是一场死伤惨烈的重大车祸，而且，是不折不扣的“人祸”——司机打鸟、疏于联络、违章开行、醉酒驾车、灯油违规，一连出现的5个问题，都是人为造成的，只要有一个环节能够把住关，就不会有这场悲剧。 愤怒的媒体 惨案发生之后，与官方的静默相比，媒体还是相对热闹的。尤其是当时最大的中文报纸《申报》，发表了多篇报道及评论。 吊诡的是，《申报》却总在字里行间进行中外之间的对比。如谈及“天津客车”违章开行时，《申报》说：“火车开行，本有限定时刻，又岂能迟迟毋行，不按定限……西人做事，绝无此等处。”显然，《申报》在指责不懂规矩的中国人。其实，当时的津沽铁路上，管理人员和火车司机主要还是英国人，只有极少数的华人。 当然，这种基于种族自大的论调毫无意义。自从有了铁路之后，西方根本就没少发生车祸。就在津沽铁路车祸后不久，英国铁路也发生了更大的惨案。一列火车在北爱尔兰的Armagh地区出轨后，又遭后续火车的追尾，死亡人数高达88人，震惊了整个英伦。正是Armagh惨案，促使英国议会在当年通过了《铁路法》，强制推行更为可靠的火车刹车系统和铁路信号系统。这种信号系统，名为“闭塞系统”，其原理至今仍被广泛运用。在温州的“7·23”动车事故后，这个名称也被不少中国媒体频繁提及。 火车相撞事件，并非津沽铁路遇到的第一次挑战。 之前，反对修建铁路的唐山本地人，与以广东人为主的修路者们，多次发生了激烈的暴力冲突，铁路和矿山都遭受了相当的损失。而火车相撞事件后仅1个月（1889年4月），衔接天津城区与租界、横跨北河（今海河）的一座铁路桥刚刚完工，就遭到了船工们的激烈反抗。船工们担心的，是铁路会抢走他们的饭碗，但他们提出的，却是这座桥阻碍他们的航行，尽管事实已经证明了桥的净高足够民船通行。这一抗议活动日渐激烈，李鸿章为顾全大局，必须维持天津这一根据地的安定团结，最后只好下令用炸药炸毁该桥。根据The Chinese Times的报道，中国铁路总公司为此承受了8000英镑（相当于8万~9万两白银）的不小损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