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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醇亲王奕譞的暗中支持下，李鸿章他对三大“罪状”一一予以驳斥。既然反对者们高唱爱国歌、爱民曲，李鸿章的调门比他们还大：“津通之路，非为富国，亦非利商，外助海军相辅之需，内备徵兵入卫之用。”他说，如今世界大势，并不太平，“环球诸国，各治甲兵”，要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生存，“全视中华之强弱”。因此，这条铁路的主要目的在于国防。 对于翁同龢、孙家鼐提出的“铁路宜于边地不宜于腹地，边地有运兵之利，无扰民之害，”李鸿章反问道：“所贵铁路者，贵其由腹之边耳，若将铁路设于边地，其腹地之兵与饷仍望尘莫及。且铁路设于腹地，有事则运兵，无事则贸迁，经费方能措办。若设于荒凉寂寞之区，专待运兵之用，造路之费几何？养路之费几何？” 李鸿章很清楚，对于这些显见的道理，翁同龢们并非不明白，但是，利益决定立场、屁股指挥脑袋，翁同龢们对铁路的攻击只是手段，背后无非是权力的争夺和势力圈的划分而已。于是，李鸿章建议中央，向各省督抚们征求意见，在高级干部中展开一场大讨论。 这是李鸿章的一步高招。同为地方主政官员，他很清楚各地督抚为了发展经济，建立良好的政绩形象，绝对是赞同修建铁路的。以中央的名义组织大讨论，就能有效地让这些闷声不响捡现成的大员们表态，从而缓解集中在他李鸿章一人头上的压力，将自己与翁同龢之间的博弈，转变为地方实力派与中央清流派之间的政争。 慈禧太后批阅了李鸿章的报告，欣然采纳，下令督抚们对津通铁路“各抒所见迅速复奏”。其实，适当地组织大讨论，让反对意见充分表达出来，这是从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叔嫂共和”期间就定型的基本套路。这种大讨论虽然令反对意见甚嚣尘上，但往往在最后保障了政策的推行：不同意见和不满情绪的制度化宣泄，令官僚机器这台“锅炉”适时释放了压力，这不仅完善了改革措施，而且也堵上反对意见的地下通道，大大减少了出于私心、沽名钓誉者的活动空间，也为改革者提供了公开辩护的机会。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一种“及时挤脓包”的办法。 在高级干部们进行大讨论的同时，李鸿章还与慈禧太后唱了一出极为默契的双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