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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帝王期望国家的治理能够达到一个理想境界,即“文武双全”。此间,所有拥有文字技巧和表达天赋的人才得到重用并予以提拔但他们同时也肩负着巨大的潜在的政治危险性。皇帝只需通过对当时文书的主要创作群体——知识分子精英的控制和引导,即可轻易达到监督、审批文字内容的目的。 明代中国的朝廷首先自上而下地针对语言文字进行全面控制,由于政权高度重视对于文字的掌控。明早期的帝王期望国家的治理能够达到一个理想境界,即“文武双全”。此间,所有拥有文字技巧和表达天赋的人才得到重用并予以提拔但他们同时也肩负着巨大的潜在的政治危险性。皇帝只需通过对当时文书的主要创作群体——知识分子精英的控制和引导,即可轻易达到监督、审批文字内容的目的。除此之外,明早期的帝王及其配偶也会撰写文本,或者至少是将自己署名作为合作者之一,例如明成祖朱棣《圣学心法》——儒家学说为指导,述说治国之道;《为善阴骘》——道德慈善之士传记;《孝顺事实》——历代拥有孝顺美德人士的记载;仁孝徐皇后撰《劝善书》;宣德皇帝编撰为帝指南《帝训》、为官守则《官箴》及《五伦书》等政治理想御制。 明早期统治阶级除了重视引导和确立儒家经典的解读方式,更没忽视佛家和道家思想,使得它们得以自上而下在民间广泛传播,流传至今成为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同一时期,上层阶级另外还注意到了规范中文字体表现形式的必要性,中文手写体除了通过书法本身的形式流传外,还会以拓本为范。书法,作为同时具有自身字面含义及美学价值的客体,千百年来都是所有艺术表现形式中最受人推崇的,在明初也不例外。它们成为了当时著名书法家的品德和社会声誉的象征物。随着北宋(960-1127)一系列“法帖”作品的完成,这些以书法墨迹作为摹本,将其镌刻于石上,再拓成墨本装裱而得的碑帖的书法艺术载体开始成为帝皇所关注的事务。其中明代最早出现的,是于1416年成书的《东书堂集古法帖》,它不是朝廷产物而是由开封府内的藩王周王完成的。开封除了是北宋的都城之外,也是明朝皇室的分支。那里的皇室成员都对于自己作为蒙元入侵前的本土汉文化遗产的继承拥护者角色具有充分的意识,而皇室中最为活跃的要数周宪王朱有燉了。他是永乐皇帝的侄子,也是一位多产的艺术家和杂剧作家,同时还是“东书堂”系列作品的拥有者。他于1417年主持镌刻了最受世人所赞誉的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兰亭集序》的拓本,这一贡献正体现了藩王作为明王朝文化传播者角色的重要地位。许多藩王贵族衙邸内都藏有数量庞大的古代不同时期的各类艺术品,例如山西省太原的晋王以及明朝平定云南的开国功臣沐英及其后代等。 明早期朝廷负责组织整理那些作为优秀文化遗产的书法作品及其诗文内容的同时,还尝试建立了一套运用于各种书写和印刷文本的标准书体形式。这一书体被称为“台阁体”,与同时期书法家“二沈”兄弟密切相关(沈氏家族来自华亭——现今上海松江)。沈度,曾于多个藩王府内侍为幕宾,受聘于幕主贵族为其参谋事务、佐治公事、进谏良言。直到1402年朱棣占领南京夺得帝位后不久,深受其赏识,沈度很快成为了皇帝最为欣赏的书法家。沈度在他的人物肖像画中衣着文武官员的常服:身披红袍,腰佩宝石绶带,头戴马毛乌纱帽。另有一件更为贴近沈度生活的文房用具遗物——他艺术创作每日必需的一方墨砚,镌刻其上的文字正是沈度曾供职于翰林院的证据(翰林院是直接服务于皇帝本人的官署)。沈度的弟弟沈粲(1379-1453)以及儿子沈藻(活跃于15世纪晚期)都被之后的帝王们所重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