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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海内外尚存有12幅宣德皇帝的绘画作品。其中不乏折扇作品,这一在当时算是一种崭新的表现形式,最终也成为了中国绘画最普遍的形式之一。由宣德皇帝亲绘的《山水人物扇》上的纪年为1426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扇面中国绘画作品。折扇绘画是由日本或朝鲜首先开创的,最初在中国被看作是外来的新奇事物,或许它在15世纪时仍会让人产生舶来品这一联想。皇帝的逸乐活动除了本身的休闲意义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政治目的,那就是从各方面侧面反映出帝王统治下的平顺安稳:天下大治、国泰民安的现状是得益于帝王将“‘文’治”置于“‘武’治”之上的缘故。 多数明初的宫廷绘画是出于庆典意义而作的,传递和平、繁荣和善治的良好寓意。这实为帝王为稳固统治所需的工作,但实务由专职宫廷画家负责是具有同等效果的。这些宫廷画家许多被授予锦衣卫的武官名衔,一方面便于发放薪俸,另一方面再一次强调了文武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边文进的生卒年不详,但他最初与最后的纪年画作分别于1394年和1428年完作。他出生于南方沿海地区福建,永乐时在南京皇宫内即已侍诏,到了宣德时依旧供奉于内廷,辗转至北京。一直到1426年,他以涉嫌贪腐为由被宣德皇帝罢黜。他得名于他的花鸟画,通常有着吉祥的寓意,或者是再现了宫廷生活中多姿多彩的社交活动。在被解职后,他依然会绘制类似于《岁朝图》这样在古铜器中插饰多种具吉兆意涵的植物的画作。 流传至今的明早期宫廷绘画中,可以看出“祥兆”和“表彰朝政德治”的主题是最为盛行的题材。倪端(活跃于1426-1435年间)的一幅巨制画作《聘庞图》描绘了统治者深入山林招仁访贤的故事。1414年,孟加拉国的苏丹送来了一只长颈鹿作为供奉,同题材的画作并非仅此一件。这不仅是用以记录来自远方的奇异神兽,更是用以反映宇宙万物间至高无上的帝王及明王朝为天下百姓带来的祥瑞之气。宫廷画家负责绘制这些具有神秘色彩的绘画,包括神兽白鹿、白色神象和清澈见底的黄河等。这一题材的绘画拥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或许被用以赏赐朝臣,其中有一幅宫廷绘画——《名人画麒麟沈度颂》上甚至另附有沈度赞颂帝王德政的题词,可见宫廷画家之间良好而密切的关系。其中同样值得纪念称贺并绘制成画的,还有由永乐皇帝的胞弟周定王(1361-1425)朱橚来朝献上仁兽驺虞,这一桥段由于在其子朱有墩1408年(永乐六年)的戏剧创作《得驺虞》中出现而广为流传。 这仅仅是这位藩王创作的众多庆贺剧体(许多都有意识地强调对“节义”这一品格的宣扬)之一。朱有燉不仅是宫廷庆贺剧的开创者,也是明代宫廷戏剧最具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元代“杂剧”在如今看来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到了明代,上层爱好且看重戏曲,戏曲依旧具有重要地位:除了供皇室观赏表演之外,其中还有不少为明朝宗室所作。现存的杂剧版本中只有一件是元代流传至今的,而绝大多数现今可见的元杂剧版本皆为明代所作,它们代表了明代统治阶层的品位,而非更广泛的群众的喜好。 在宫廷中展示的这些画作很多都是匿名的,例如神兽驺虞的这幅,因为这些画家的社会地位低被认为不足以记录在案,但即便是较高社会阶层的画家,作画时依旧被朝廷势力规范所限制。王绂(1362-1416)是一个拥有官衔的人物,是一位有身份的人而不是工匠,即便如此他的画笔也是受制于朝廷的。他是永乐皇帝登基后的随身侍从之一,与他同侍的还有书法家沈度,两人交往甚密。他最重要的作品是《燕京八景图》卷轴,作于1413年随皇帝北巡选定的新都城北京后。这幅画卷有不少官员的赞美诗句和题词修饰,或许拥有多个版本,将它们分配给了不同地区的关键人物。它不仅作为朝廷决心迁都至朱棣原为燕王时过往的权力范围的信号,又是众多权贵阶层面临这一棘手的政治决策时不得不默许顺从的信号。王绂的画风被称为具有“文人”风格,曾一度隐居赋诗作画,与许多文人墨客为友,但在明初期这一风格如其他的画派一样都被赋予了政治目的。 随着文学、绘画与宫廷生活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朝鲜和日本的统治者也开始变成热衷于中国书画作品的狂热收藏家,另外他们还不断敦促和激励本国模仿中国书画风格进行创作。在1437年,日本室町幕府足利义教大将军将自己收藏的为数众多的中国早期绘画大师作品进行展出,一同陈列的还有精美的漆器、瓷器以及金属器;同时期,朝鲜画家安坚(活跃于1440-1470年间)仿照北宋山水画风格创作了一系列作品,他的绘画甚至在明王朝和朝鲜王朝宫廷间兼具同等地位。 (作者系牛津大学教授,本文节选自其策展文章《Wen: The arts of peace》,杨雅筑翻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