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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顾颉刚先生强调原来士有武的特质,是为了说明后世士子文弱的由来。他认为:“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寖假而羞言戎兵,寖假而唯尚外表。”这种观点也是顾氏主观唯心主义的揣测,不如雷海宗先生从中国古代的兵役制度的分析切实可信。 雷先生在《中国的兵》一书中提到:“春秋各国上由首相,下至一般士族子弟都踊跃入伍。当兵不是下贱的事,乃是社会上层阶级的荣誉职务。战术或者仍很幼稚,但军心的盛旺是无问题的。一般地说来,当时的人毫无畏死的心理;在整部的《左传》中,我们找不到一个因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当时的人可说没有文武的区别。”这段话说明,春秋时期士人以上的贵族是有情怀、有担当、有血性的。 雷先生又说,春秋时代是上等社会全体当兵,战国时代除了少数以三寸舌为生的文人外,是全体人民当兵;可西汉以后上等社会不服军役而将全部卫国的责任移到贫民甚至无赖流民的肩上。我认为,这种上等社会文武的分离,才是后世士子文弱的开始。 《中国的兵》这本书的最后一条注语中有这样一段话:“一般地说来,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中国二千年来社会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发展的文德的产物。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文弱的个人与文弱的社会难以有坦白光明的风度,只知使用心计;虚伪、欺诈、不彻底的空气支配一切,使一切都无办法。” 雷先生把自己的一段无奈藏在书注里,而这条书注却是一面镜子,它不仅可以照见中国二千年的社会现实,同时也可照见出今天的一些所谓知识分子和古代“士”的差距来。 (责任编辑：admin) |